原來的訴訟行為，而是對一種新的侵權行為的監督，即對權利濫用的防止。 其次，是庭審前的準備工作。庭審前的準備，是指法院在受理案件以後，開庭審理前，為保證庭審的順利進行由合議庭的法官或獨任法官進行的一系列訴訟活動。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13條至119條規定，審理前的準備工作主要有以下幾項：（1）在法定期間內送達訴訟文書；（2）告知當事人訴訟權利、義務和合議庭的組成人員；（3）審核訴訟材料調查必要的證據；（4）追加或更換當事人、通知第三人參加訴訟；（5）其他的準備工作⒁。由此可見，我國民事訴訟中的庭審前準備工作，這隻局限於一些形式上的走過場的工作。有的法院根本不重視庭審前程式，即使上面的一些工作也留在開庭前很短的一段時間，甚至開庭後或者乾脆省去了自認為不重要的工作，致使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由於法院未予告知而不能正常行使。這種違反法定程式的操作必然帶來審判結果的不公正，產生負面的社會影響。筆者認為，為了確保司法公正，以公開審判為重心以強化庭審功能，除真正貫徹以上庭審前工作的內容外，有必要借鑑外國有關證據開示制度的內容，防止審判中突然襲擊，同時促進訴訟效率，建立我國民事訴訟中的證據開示制度。 我國民事訴訟法對證據開示沒有作任何規定。1998年6月最高法院《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對民事證據制度進行較大的改革。1999年10月最高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第16條指出，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要進一步完善舉證責任制度，除繼續堅持主張權利的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的原則外，要建立舉證時限制度，重大複雜疑難案件庭前交換證據制度完善人民法院收集證據制度，進一步規範當事人舉證、質證活動。由此可見從我國民事訴訟發展趨勢看，建立證據開示制度成為必然。但由於證據開示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如程式繁瑣，未聘請律師的當事人易受制約和變動。因而要求律師制度存在，當事人素質和律師數量質量提高以及當事人儘量委託律師代理，因此又將增加訴訟成本。於是有學者提出創造證據開示制度的運行環境，如訴訟體制環境、法制環境、政治經濟環境、訴訟觀念環境等。如訴訟體制上推進民事訴訟制度轉向弱化法院職權的方向，強化辯論原則，實行當事人舉證的證明責任制度。當事人未主張的事實，法院不能依職權主動收集調查⒂。也就是說建立證據開示制度還必須進行法治環境的創造及相關訴訟制度的改革。 再次，是辯論原則的貫徹和爭點的確定。前面已提過，處分權主義和辯論主義是當事人主義的核心和基調。所謂辯論主義，一般是指只有當事人訴訟中所提出的事實，並經辯論才能作為法院判決依據的一項訴訟制度或基本原則。反之，當事人沒有在訴訟中，提出的事實就不能作為法院裁判的依據⒃。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時，當事人有權進行辯論。”這是我國民事訴訟法辯論原則的表現，但是現行民事訴訟法關於辯論原則的規定過於簡單，而且沒有充實的內容，更缺乏司法實踐的貫徹實施，也就是立法理論及實踐都存在很大的缺陷。要真正貫徹辯論原則，實行較為徹底的當事人主義，必須貫徹辯論主義包含以下三原則：⒄第一，當事人沒有主張的事實不能作為判決基礎。即當事人如果不主張有利於自己的事實，就不能作為判決的基礎。第二，法院對當事人之間沒有爭議的事實，必須原原本本作為判決的基礎。即對自認事實、包括對自己不利事實，都應作為判決的基礎。第三，當事人之間沒有爭議事實原則上限於當事人所提出的證據。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明原則，闡明案件事實所需要的證據由當事人負擔，法院不能依職權調查取證。這是法院作為中立裁判者所必須的。 總之，我國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不能只在一些表面上的，形式上的工作上做文章。必須切實加強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的轉變，建立相應的具體的訴訟制度和訴訟規則，以保證法院裁判工作公正、公開進行，促進司法公正和訴訟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