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傳統道德的衝擊；計畫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飛速轉換所引起的道德缺空等等。同時，在這段社會變革和轉型的時期中，因常常出現法律制度短缺的問題，所以我們對於要加強剛性規範的建設注意得較多，相比之下對柔性規範的建設，即對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相適應的道德體系的建設的注意卻還不夠。傳統道德受到了極大損壞，而在文化多樣性下的主導道德的高揚還有待時日，因此西方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上的一些不良影響以及商品社會的負面因素也就容易乘隙侵入到人們的精神領域，從而使社會道德有所滑坡。在這一大氣侯下，再加上村民的科學文化知識極其有限，就使得不少農村中封建迷信開始沉渣泛起，涉黑的宗族勢力有所抬頭，黃賭毒屢禁不止等等。因此，加強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建設是時代的呼聲。 再者，“以德治國”的方略既是現實的需要，同時又是對我國古代優良傳統的繼承。儒家思想具有由來已久的重德傳統，在西周之初，周公就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後人則進一步提出了“為政以德”“德主刑輔”等等治國主張。當然，我們所說的“德治”絕不等同於古代的“德治”，而是在對中國傳統道德進行揚棄後，將道德建設提到了一個新的更高的境界，即要以社會主義道德治國。而“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要求是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和愛社會主義。同時，要求人們廉潔奉公、遵紀守法、講究文明、愛護公共財產、提倡和發揚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精神，正確處理友誼、愛情、婚姻、家庭等關係，提倡團結友愛、助人為樂、捨己為人、扶貧濟困等精神。”[10]我們單從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要求中就可找到其傳承下來的中國古代傳統道德中的精華的合理的東西，例如：傳統道德注重內心修養，通過強調“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樣一些準則來調節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的關係，這在今天看來仍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傳統道德中還蘊涵著許多的傳統美德，諸如愛家愛國、敬老愛幼、捨生取義以及忠於愛情婚姻等。在農村中，這些傳統道德中的精華、合理的東西往往仍是以風俗習慣、民間規範等非正式規則為載體，並在其運作中得以體現。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在農村，德治的被強調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部分非正式規則的被重視，“以德治村”的提出使這部分優良的非正式規則被“正式的、上檯面的”確認為治村方略。 最後，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貫徹執行“以德治國”的方略，就要嚴格按照“xxxx”的要求，站在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高度上，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我們的村幹部在治理村社的過程中就要亦此亦彼，學會用兩條腿走路；要法德並舉、文明治村；在不斷加強農村法制建設，帶動村民學好、用好、維護好作為正式規則的法律的同時，也要按照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要求來發掘當地風俗習慣、民間規範等非正式規則中的積極因素，並用好它，發揚它，不斷加強思想道德建設。而最為基本和首要的則是村幹部們要帶頭實踐、率先垂範、嚴於律己，做好法制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的帶頭人。總之，依法治村與以德治村不僅要並舉而且兩者本身是相輔相成、互相結合的。以德治村搞好了，就可以推動和鞏固依法治村。 [參考文獻] [1]伯而曼：《法律與宗教》，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4頁。 [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 [3]劉作翔：《法律文化論》，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頁。 [4]曹鑒燎：《制度立區》，經濟科學出版社，XX年版，第244頁。 [5]朱景文、[美]馬考利：《關於比較法社會學的對話》，載《比較法研究》，1998（1），第65頁。 [6]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66、71頁。 [7] 李寧：《德法同構：對社會治理方式的新探索》，載《南方日報》，XX年5月20日。 [8][9] 蔣述卓：《德法並舉 長治久安》，載《人民日報》 XX年4月7日。 [10]黃建武、鄧偉平、彭娟編著：《法理學教程》，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XX年版，第3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