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化上的因素
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社會矛盾和衝突，對農民的思想也產生了深刻的衝擊和影響。農村社會分化帶來多元化的社會形態，農民的社會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觀念亦面臨分解與重建的過程。但是由於規範的制定遠遠落後於變革的速度，舊的價值觀念喪失對大眾的內在約束力，而隨著外來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傳播，廣大農民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結構將會不斷趨於豐富和多元化，一些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同甚至相反的價值觀念也會大量湧現，致使各種觀念相互碰撞與衝突頻發。社會所倡導的價值標準與實際生活中人們所奉行的行為準則在許多方面相背離，使得人們在處理集體與個人、公與私、義與利等重大問題上愈來愈向後者偏移，農村各類關係的調節由道德槓桿為主逐步演變為利益槓桿為主，利己主義思想逐漸抬頭。於是在圍繞宅基地、承包田、農民負擔、計畫生育、投工投勞等利益，產生了幹部與民眾、民眾與民眾等諸多矛盾體。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時疏導和化解，就可能激化，導致經濟、民事糾紛上升，不穩定因素增多。
4、組織上的因素
當前，我國正處於一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時期。政治、經濟的改革極大地震撼和衝擊了我國的農村社會結構，各結構要素之間恆定的關係不復存在，分化與整合之間難免會出現失衡與失調現象，從而導致農村社會穩定難以持續維持，大量非穩定因素產生。進入社會轉型期之後，組織結構也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並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經濟組織和民間組織，其結構模式多樣化及異質性特點十分明顯。實際情形是農村政治體制改革仍處於滯後狀態，作為國家基層政權的鄉（鎮）政府組織，及農村自治組織的村，在農村政治結構中仍未健全和完善，特別農村自治還在試驗階段，不能有效地整合農村新興的各種社會力量，就無法相應提供足夠的參與管道，致使衝突和摩擦不可避免，極易誘發社會不穩定因素，影響農村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