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增加農民的收入，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中外的歷史經驗都表明，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就是將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工業和第三產業轉移。只有實現農村勞動力不斷的、大量的從農業轉移到非農產業，才能有效的提高農民收入。要實現農村人口的轉移，一方面城市要有足夠的勞動密集型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轉移出來的農村人口必須有足夠的勞動力素質，來適應城市裡面的工作，農村勞動力素質則關鍵取決於農村教育水平。農民的素質決定了他們在城市只能從事最底層的工作，本來背井離鄉與親人分離就是很悲哀的事，再加上在城市身份地位的低下，給農民工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農民工在城市的工資也是最低的，除去生活開支以及兩次農忙和過年三次回家的路費，使微薄的收入所剩無幾。由於文化水平低，農民工沒有法律上的自我保護意識，在外出務工時不會意識到要與用人單位簽訂契約，即使簽契約也不了解契約中的內容，以至於很多農民工勞累了一年，到年底卻拿不到工資。從心理和經濟方面考慮，農民都不願意外出務工，用濉溪縣一位領導的話說就是“農民在有飯吃的情況下都不會外出打工”，這主要是由農村低下的教育水平引起的。農村居民受教育年限低阻礙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很難提高。
其次，由於農民文化水平低，農業技術很難在農村推廣，推廣速度慢。農村田地產量低、種植的作物品種單一，再加上安徽省農村居民人均耕地較少，大多數農民只是把農業種植作為一年口糧的來源。在調研中，濉溪的一位四十多歲的農民說他們多年來都是冬季種小麥，夏季種大豆，種植方法也從沒改變過。他給我們算了一筆帳：小麥一畝地最多產900斤，價格是7角/斤，大豆一畝地最好能收入400元，一畝地一年的毛收入一千元左右，扣除化肥、農藥等，一畝地一年的淨收入為500—600元，除去家人的口糧剩的就更少了。當問到是否需要農業技術時，他立即作了肯定的回答，但又說“書上關於種植、養殖的都看不懂，要政府派人‘手把手’的教是不可能的，農民太多了”。第一產業作為農民增收的來源之一，所起的作用太小，他們不能把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套用到生產中。
再次，以農民現在的文化水平很難了解和理解國家的經濟政策。農民受教育的程度決定了他們的娛樂活動主要是打牌、看電視和聊天，但看電視又很少看新聞，所以他們幾乎沒有了解國家經濟政策的途徑。在調研過程中，像“社會治安”、“最低生活保障”、“環境保護”等最常用的詞語，都要給他們解釋很多，他們才能理解，更談不上理解國家經濟政策的條款了。因此也不知道國家經濟政策的引導方向，抓不住致富的機會。由於知識水平有限，農民參與管理及創新的積極性較低，大多數人都是隨大流，不願意積極的尋求致富之路。
農村教育的現狀是由很多原因引起的。一是國家的教育管理體制，建國至1986年以前，在中央集中統一的財政管理體制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都是直接或間接的由中央財政負責，但這段時間，農民和各級政府沒有注意農村教育的重要性，農村的辦學水平較低，教育經費數額也不大。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教育越來越重要，1987年之後，中央把義務教育的責任交給了地方，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這給鄉鎮財政以及農民增加了負擔，以至於學校教育負債嚴重、拖欠教師工資的現象普遍，即使後來教育體制由“分級負責，以鄉為主”改成“以縣為主”，這些後果仍沒有太大改善。教學水平高的老師留不住，農村學校中的老師或者是知識老化、教學方法陳舊的老教師，或者是本身知識水平就不高的年輕教師。很多學校的美術、音樂、體育、電腦等提高素質的課程無法開課，這樣的教學水平也很難要求農村學生能有較高的學習興趣和文化素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