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已經明顯地引入了存在主義哲學的人生感嘆。但這種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卻是發生在衰微積弱的老大中國與近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劇烈衝突中的，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幅令人深省的畫面：經過一家外國麵包店，廚窗里電燈雪亮，照耀各式糕點。窗外站一個短衣襤褸的老頭子，目不轉睛地看窗里的東西，臂上挽個籃，盛著粗拙的泥娃娃和蠟紙粘的風轉。(第353頁)
還有全書結尾處那隻著名的祖傳老鍾，方鴻漸的爸爸作為結婚禮物送給兒子兒媳的寶貝鍾，每小時“只慢7分鐘”的“很準”的鐘，這會兒已經慢了5個鐘頭的鐘：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第359頁)
有些西方批評家說《圍城》寫了西方文化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也有中國批評家說表現了西方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失敗，從而證明了資本主義文明不救中國的主題。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錢鍾書似乎並不是採取非此即彼的立場，他更著力於嘲諷偽文化人的可笑、可憐和可恥，更多地是要寫出中西文化衝突中的尷尬、窘迫和困境。而從更廣闊的文化意義上來體認，《圍城》更主要的是寫“圍城”困境，其藝術概括和思想意蘊超出了狹隘的個人經驗、民族的界限和時代的分野，體現了作者對整個現代文明、現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結著作者對整個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況和人類的基本根性的歷史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