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三中 金劍昆
斷斷續續地看完了《中國大歷史》初時也常在一個段落上徘徊許久不知其意然而慢慢讀下來黃的理論架構每每出現並濃重闡述之隱失的閱讀張力也一再地受到激醒便明曉原來如此這般。閱讀此本的經歷與錢穆全然不同黃的技術分析與理論建構如手術刀般對歷史剝離解析除卻歷史因襲的再現給予我的更是常從縱向敘事裡逃脫的橫向比較乃至一塊塊具體制度的勃興衰亡史；錢穆的白話則指點江山除枝去蔓寥寥數筆點到為止。
從黃的著作中取了若干段落也希簡要地概括出黃在敘事中國大歷史時的一個脈絡。
“井田制度”是“間架性設計”的代表。間架性設計是來自標準化的要求這種方式影響此後30XX年的中國政治。它意味著國家和社會結構是可以認為地創造出的同時也導致上層設計的形式遠比下層運作的實質更為重要的統治習慣。（分封）
……周朝的開國與推廣農業互為表里顯然是得到這種土壤特性的裨益。於是在公元前10XX年中國社會即已在文化上表現出均勻一致。它的基層細胞的組織與小塊耕地的操作結下不解緣也表現出家族的團結。（周朝）
……中國政治體系的早熟在當日不失為一種成就可是中國人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從外表形式看來在基督之前有了這些設施國家的機構便形成流線型可是其下端粗率而無從成長發展以日後的標準看來尤其如此。
（兵馬俑）它也表明中國22XX年的歷史確有垂直的莖幹存在很多帶有中國性格的特徵在當日即已出現。這種系統在上端必有構想而成的成分在內而介於合理化及非理性之間。（秦朝）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從公元前迄20世紀始終直接向各個農戶抽稅的國家。這稅收的基礎極為廣泛而又非常脆弱為西方經驗所無。……政府既無從以累進稅率抽稅通常的情形便是稅收短絀再則又要對貧弱無靠的人民周濟也連帶受牽累。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國自秦漢以來的統一可謂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習慣在其他國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礎者在中國則缺乏發育成長的機會。（漢代）
（石窟）它之五花八門也確曾使中國歷代帝王在長時間內感到棘手。他們都希望利用佛教對全民的吸引力作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針對於來生再世的重點如果經過一度提倡足為社會的紀律而成為儒教者的一種牽制。
拓拔民族在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貢獻為重新創造一個均勻的農村組織非如此則大帝國的基礎無法立足。……及至6世紀初期重造大帝國的低層機構業已在位大量的農業資源和人力業已組織就緒可供建造大帝國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紀律的官僚組織亦即是同樣均勻的結構不為既有的權益所腐化。（南北朝）
……儒家傳統之政府不僅為一種組織事實上也是一種紀律所以它不以綿密緊湊的方式構成。在唐朝講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歸功於它有化幾個世紀的震盪而為寧靜之功效。……唐朝的官僚機構缺乏與之平行的私人組織；它的執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譽自重。經常下端的問題頗為重要可是總是散亂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則又經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責。要使這個體系生效只能從上向下加壓力。……中國的悲劇乃是其在地方組織及技術上的設備尚未具有規模之際先已有大帝國之統一因之上下之間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間階層全靠專制君主以他們人身上的機斷彌補。（唐朝）
趙宋的試驗要能在這關頭實現而有成果財政上各種端倪必須全部用商業習慣管制……大多數民間事業從旁在側的襄助也須公司化採取法人的地位才能對公眾負責。統而言之一切要能在數目上管理。……當王安石對神宗趙？說“不加稅而國用足”他無疑的已知道可以借用借款的辦法刺激經濟之成長。當生產增加貨物流通時即使用統一稅率也能在高額的流通狀態里收到增稅之成果。這種擴張性的眼界與傳統的看法不同當時人的眼光將一切視為不能改變的定數。因此王安石與現代讀者近而反與他同時人物遠。……中國政治統一的程度遠超過國內的經濟組織繼續發展的結果只有使兩者都受挫折。（北宋）
歷史家無從否定理學家增強了以後中國儒生的正直觀念和堅決的態度。……今日看來他們的立場仍是過於單純他們仍無法脫離一種被安排的環境即一種大而無當的官僚組織治理一個大而無當的農民集團。（儒學復興•南宋）
傳統中國對本人謙遜對人禮讓的作風足使很多爭端無法啟齒且社會體制基於血緣關係構成又有法律支撐就用不著法理學上很多高深奧妙的原理而牽涉到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了。政府授權於各家族讓他們教訓管束自己的子弟於是衙門減輕了本身的任務；各官僚在詩歌和哲學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們的工作無須全部確鑿切實即司法也離不開相對的成分。由於他們不對各地區特殊的情形認真所以他們總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為適用於全國的標準因此整個文官組織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換而一個大帝國即可以用抽象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治理。除了施政的風向得考慮其他特殊的情事已無關宏旨。這種體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則要改弦更張既要對付中國廣泛的疆域和內中各種複雜的情形又受限於當日技術上能支持的程度也就不合實際亦沒有初看起來的容易了。（元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