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老夫子一生所行持，實際上就是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奔走呼籲，這是有當時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的，這裡不具體闡述了。此外，孔老夫子本人，他是有深厚的內修功底的。因為他首先應是“修身”的典範，所謂“學為人師，行為世范”。否則，若沒有內在和外在完美的統一，他的思想就不可能在漫長的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長河中不斷閃爍著耀眼的光芒。
二、簡要談談對孔老夫子的內修境界的認識
這裡僅從《大學》角度談。雖然，《大學》是孔子的學生曾參整理成文，但後人認為《經一章》是孔子的原話記錄，《傳十章》一般認為是對“經”的解讀。本人認為，“傳”十章，主要是曾子老先生為“經”一章尋找理論依據。大凡有人提出一種學說或理論觀點，除了引用大量事證外，一般都需要有說服世人的權威著作或言論作為理證，表示有古聖先賢的傳承為依。這樣更加令人可信可依可行。即使引用大量古賢言論，只能是一種論據，並不表示能夠完全解讀作者本人治世理念的全部核心，更深度的信息不一定借用古人的話就能完全透露出來，況且“傳”十章所引用資料更多是從社會功能性方面去註解的。本人這裡試圖從內修角度去解讀三綱要乃至“修齊治平”理念。
1、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就是他內德光明的一個註腳。德性，本來就是光明的體性，也就是通常說的慧性。“明明德”第一個“明”，一般作動詞解釋為對明德的能動認識。在經世方面，古今賢哲多解讀為弘揚人性中光明正大的品德，故而把第一個“明”定義為“弘揚”等義，但這遠遠不能涵蓋“明”的後得“智”性一面。所以，僅僅“弘揚”一詞，內在的明德是不可能真正彰顯出來的。所能弘揚的，只能是社會道德人性的一面，卻不能涵蓋內在修為超凡脫俗的一面。若沒有這一面的內德，孔子的思想就不能碰撞出如此燦爛的火花來。所以本人覺得此處更是一種明“智”的狀態，這種“智”體現在《大學》提到的“格物”而“致知”，通過這個路子，達到對“明德”的覺悟，則“近道矣”，即通達體性之“大”（上期對“大學”之“大”的解讀），它包容一切，涵蓋一切，空明廊闊。
2、大學之道在“親民”。這反映了夫子教化世人的著手點，在於建立井然有序的理想社會，並以遠古堯舜禹，近之西周王朝為樣板奔走呼籲，終身致力仁政仁愛理念。
關於“親民”，很大部分學者根據《大學》所引用《康誥》“作新民”而註解為“新民”，所謂棄舊圖新、去惡從善是也。本人從內在德性修養角度，認為垢盡為新，“德潤身”，光明顯現為新。但從行道角度講，“親民”不僅是“作新民”，而有更深的內涵。否則，同一篇目中，為什麼不直接根據古語概括為“新民”而採用相異的辭彙呢？顯然，二者內涵有所不一致。即使孔子或他學生，若僅僅是“新民”涵義，他就沒有必要另外創造一個“親民”辭彙。再閱讀後文，《大學》引用《康誥》語“如保赤子”，這樣“親民”之意才趨於完整。“如保赤子”說的是愛護民眾如同母親護親生嬰兒般。所以，“親民”與孔老夫子一生倡導的“仁”，即與“仁政仁愛”在核心上，極為一致。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3、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
“止”字，《大學.傳十章》第三章“《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歸納起來，於社會，就是人各安其位，秩序井然，順乎自然。於個人，君子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這也是明了治國做人所彰所遮，所彰，即止於至善，揚聖賢明君仁政君子之道。所遮，即戒行，杜絕暴君暴政小人之行。
上述三個“在於”，即“三綱要”，分別從內證德性，外化德行，仁愛所依等三方面講述了通達大學之道。
4、緊接著，《大學》論述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前面分析了“止”的涵義，一是彰至善，明“君子有所為”，一是遮止“君子有所不為”。水有“止”，就不起波瀾，人心有“止”，心則安靜，心安靜則各守本分事。安守本分，則摒除物慾的蒙蔽，這便是“慮”的作用，也就是起“觀”智。有“觀”則有“照”，觀照同時，即是“得法”，明明德之本。則近道矣。道次第頗是分明。讓我們不得不佩服東方聖人孔老夫子的內修功底，真乃個人修身實踐與家國天下治理理念完美統一。
三、闡明“明明德於天下者”應該怎么做？
《大學》概括為“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1、起用古人的經驗。在孔老夫子眼中，古人經驗是值得大寫的。
首先，遠古堯舜禹等，是聖君典範。當然，按歷史記載，堯舜禹時代的社會背景是沒有階級的剝削與壓迫，社會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人人崇尚道德，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