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我想說，林奇最初的成功源自其青年時期到中年的知識儲備和長達20年左右的積累。而這種積累和知識的成熟，還有等上另外20年去消化和打磨。但是到了1980年代，林奇的這些理論遭到了許多批判，也包括遺忘。有趣的是，林奇曾經在1979？來過同濟，並在南京、北京都開過講座。林奇在日記里用類似的口吻寫到：台下聽眾都是教授和領導，他們提問的問題，都是關於城市是否存在著數字意義上的最佳人口規模？是否有最佳的合理的城市空間結構？是線性城市好？還是單中心城市好？而這些問題，正是我在1960年代關心的東西。那時的結論，如今看來，都很輕率（喔，這是我憑記憶轉述的）。
林奇到晚年，已經從定量和結構化的城市空間認知，似乎開始轉向了某種人類學化或者說面向價值觀討論的場所質量的描述（比如，他最後的那本書）。但是這項工作沒有完成，林奇就去世了。
林奇的故事，讓我看到，多數教授和學者和老師和學生，我們的學術道路一生不可能轉型無數次。轉型無數次的人一定是瘋子或是超天才或是趕場子的。我們多數人的成長曆程，真是經歷著一個年輕無畏、到大量調查、積累和篩選，到回到田野，再次思考的這類過程。一個人，一個學者，能脫胎換骨一次已經不錯，能換兩次，神助。有天天脫胎換骨獨領風騷一輩子的嗎？
這就讓我想到剛剛和crusader的對話。我說：“如今，即使國內一流大學裡出現了一個悖論現象。一方面，中青年教授很願意變，也願意更新。但是，這種更新的危險在於，他們往往極端到放棄自己前XX年的研究，徹底地改行。比如，從什麼現象學的建構，一下子都去搞參數化設計。等到未來別人搞虛擬城市，他們再去學虛擬城市。求變是好的。可是，像greg lynn這樣的人，他們的數位化技術也不是搞了一天兩天，也不是因為看到別的建築師出了風頭才開始搞的。這其實提醒青年學者，即使更新和占據前沿，也要從根子上徹底地占據前沿，而不是把前沿當成時尚；另一邊，是老教授或是思想上老教授的老化。這個也沒有辦法。。。。這個也不是年齡的問題，反正知識到了一定的階段就老化。特別是技術行當。。。。學校的界面又不開放。。其實，老教授如果技術上不領先了，真可以去搞管理”。
crusader說，“greg lynn本科是學數學的，另外他對建築的構造學，建構學的理解，實在不咋樣，所以搞digital是他的最佳選擇。不過老美確實很執著，不會因為funding在哪裡，市場在哪裡就隨意變更自己的興趣。當然，在各種壓力下，他們也會主動適應整個學術市場的變化。數位化技術，已經是太大的一個概念，一般如果有朋友說要搞數位化技術，我會問到底具體是什麼，理論基礎是什麼，這個方向的發展史是什麼？國內好像搞數位技術都成了一窩蜂。看上去老是跟在世界前沿的後面，其實就永遠是在後面。在經濟學裡這是有一個理論的，就是說後進者即使學習能力很強，但是永遠跟不上原創者，因為方向是別人定的，你到了人家那個位置，但是人家已經又挪窩了。”
看來，那些像趕場子一般跟著學術時尚轉來轉去的青年教師，可能最值得從林奇的故事裡琢磨出一些經驗和教訓的。一是做研究真地要選自己內心的最愛和最痛的東西，二是要能夠沿著某個方向深它20年。不然，轉到後來，總是二流，神馬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