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安娜逼死的當然不止卡列寧一個人，而是整個上流社會。恩格斯分析《人間喜劇》的形象時指出：“在貴婦人的生活里，對丈夫的不忠只不過是維護自己的一種方式，這和她們在婚姻上聽人擺布的方式是完全適應的。”(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安娜的不貞，在上流社會本是不足為奇的。不同的是，她們能“單純地甚至快活地”過雙重甚至多重的“愛情”生活，而感情真誠、嚴肅認真的安娜只能“從悲劇的方面”去看這種生活，感到虛偽，可恥，無法忍受。培脫西慫恿渥倫斯基追求安娜，渥倫斯基的母親也讚許兒子在安娜身上取得的成功，但是當她們看到這並非一場社交界司空見慣的風流韻事，而是認真的愛情時，立刻視為大逆不道。安娜不見容於上流社會，不是由於她的“紅杏出牆”，而是由於她竟敢公開這種愛情，公然對貴族社會虛偽的道德觀念挑戰，在這個社會裡，偽善的莉蒂亞自詡為“社會的良心”，淫蕩無恥的培脫西們竟是這個社會的“精華的精華”，虛妄無能的卡列寧是整個社會的“支柱”，這樣的社會不可能給予安娜正當的生活要求的肯定與人格尊嚴的承認。安娜悲劇的根源便在這罪惡的社會。
安娜自身性格的矛盾是悲劇內在因素。
一方面，安娜是勇敢的，她始終不悔自己選擇的道路：“假使一切要從頭再來，也還是會一樣的。”她鄙視那班貴族男女墮落虛偽的生活，在劇院裡她向整個社交界抬起了高傲的驚人美麗的頭。
另一方面，安娜性格自身便有著不可彌補的局限性，面對社會，她勇敢地挑明自己對自由愛情與獨立和要求，她曾對渥倫斯基說：“你要明白，自從我愛上你以後，在我一切都變了。在我只有一件東西，一件東西----那就是你的愛!”“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甚么都沒有了。請記住這個吧!”她變成了攀扶在渥倫斯基這棵樹上的一條青藤，樹倒藤亡。渥倫斯基成了她生活中和全部意義，一旦失去他的愛，她的生命便不可挽回地灰飛煙滅。她渴望渥倫斯基尊重她的感情，把她當作朋友和知已，而非情婦。但她沒有意識到更不知如何才能爭取到這種平等與恆久的愛情，她像一隻迷途的羔羊，一切都被操縱在渥倫斯基的手裡，甚至在每一次口角之後都嚇得渾身發抖。她內心永無休止的矛盾與痛苦源於她對生活對自己目前處境的迷惘與恐懼，她的生活，她的信仰和她的追求都找不到一個平衡的支點，找不到前進的方向，她本能地反抗一切，又本能地忍受著一切的衝擊。她愛得愈深便愈沒有安全感。到了最後，她甚至被迫使用一般上流婦女使用的靠姿色與服裝去吸引渥倫斯基的視線。企圖牽住他日益冷淡的愛情。
愈是臨近悲劇的結局，安娜的內心矛盾衝突就愈是複雜，深刻，尖銳。她一會兒恨得那么深沉，一會兒又愛得那么熱烈;一會兒她表現得那么堅強勇敢，一會兒又顯得那么軟弱怯懦;一會兒她覺得自己有一千個理由值得驕傲，一會兒又感到自己屈辱卑下;一會兒她期待得那么殷切，一會兒又失望得那么可憐;一會兒充滿了生的歡樂，一會兒又幻想著死的恐怖--她的內心永遠充滿了驚濤駭浪，她愛得那樣深切，卻又愛得那樣痛苦。她覺得自己釀造了一切罪過，又覺得一切罪過吞筮了她!如此一個豐滿凸出、鮮明生動的形象，成了作家筆下一種永遠驚人的藝術力量。
安娜的矛盾還在於母愛與情愛之間的取捨抉擇，她一生只愛兩個人--謝遼沙與阿克歷賽，她對杜麗說：“我只愛這兩個人，但是難以兩全，我不能兼而有之，但那卻是我唯一的希望。”邂逅渥倫斯基之前，她把所有的愛都傾注在兒子謝遼沙的身上，兒子曾經是她生活的全部意義，她全身心地愛著謝遼沙，甚至連離開他一刻都不行。愛情與母愛乃是一個女子正當的生活權利，冷酷無情的社會卻把它們分裂並對立起來，作為陷害安娜的工具，逼她走上悲劇的絕路。
愛情的幻滅是悲劇的直接原因。為了愛情，安娜幾乎犧牲了一切，換來的結局卻是失望與憎恨。安娜企圖通過愛情擺脫“虛偽與欺騙”的上流社會，渥倫斯基卻使她陷入了另一個新的更虛偽更欺騙的處境中，他以自己的方式顯露了貴族資產階級的虛偽，自私與冷酷無情，這個罪惡的社會就是通過他，最後把安娜逼上悲劇的絕境。如果說安娜從前在跟卡列寧的關係上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那么現在，她在與渥倫斯基的關係上卻犯了一個更大的錯誤。她對渥倫斯基估計過高，期望過大。她以為他能帶她逃離“虛偽與欺騙”的社會，可是她不可挽回地錯了，他帶給她的永無止境的痛苦矛盾與恐懼，遠遠超過他帶給她的生之欲望與歡樂。他的愛情消失後，安娜便被逼上了悲劇的絕境，她控訴這一切：“全是虛偽，全是謊話，全是欺騙，全是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