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靈沃斯，是一個由受害者變為罪人的人。就他與海斯特·白蘭的結合本身來說就是一種罪，因為這種婚姻是錯誤而不自然的。另外他的罪還表現在對丁梅斯代爾的復仇上，霍桑認為後者是道德上的罪。他不停的周鏇在妻子和妻子情人之間，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去侵害他人的靈魂、傷害他人的情感。復仇的種子深深的埋進了他的心裡。他外表沉靜溫和，內心卻有著深沉的惡毒。正如丁梅斯代爾所說：“海斯特，我們不是世界上最壞的罪人!世上還有一個人，他的罪孽與這個褻瀆神聖的教士還要深重!他陰險的侵犯了一個不可侵犯的心。”然而，齊靈沃斯的生存是有賴於丁梅斯代爾的，一旦牧師死去之後，他也失去了活著意義，不到一年便萎縮的死去。罪惡深重的齊靈沃斯臨死前將一筆數目可觀的遺產留給了小珠兒，這一舉動無疑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悔悟。同時霍桑也向讀者展示了一幅美好的圖景：人與人之間是需要寬恕的,有罪之身同樣可以淨化自己不潔的靈魂，這也是能獲得救贖的。
清教中人人都是有罪的，通過救贖來達到一種精神的超脫。我們能看到清教在淨化人們靈魂的方面有著一定積極作用，但這畢竟是表層的。透過表層，我們也清楚的看到霍桑對清教有著自己的矛盾和疑惑，這是由於清教對人性壓制的消極因素所決定的。
殖民地時期的社會在嚴酷的教權統治下，宗教與法律幾乎等同，支配著人思想的不是個人的獨立判斷，而是教權。教權代替了人們的思考，教權代替了人們的判斷。清教徒力圖使社會宗教化，也許最初的動機是好的，但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種極端。當上帝的旨意成為某一部分權威的社會律令時，神性對人性的拯救就保不住在人為操作中喪失了本應具有的意義。在《紅字》中，我們始終會感受到這種來自宗教壓力的陰鬱之氣，也更直觀的看到霍桑對清教倫理道德的懷疑與不滿。
丁梅斯代爾，他是“一個真正的僧侶，一個真正的宗教家，他的敬畏的情感發展得很高，而且養成一種心境，可以自然而然的沿著信仰的道路猛烈前進”的人，但它又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有著自然賦予的七情六慾，對宗教的篤信與對世俗生活的追求，是他成為宗教禁慾主義的犧牲品。當丁梅斯代爾與海斯特·白蘭的事情敗露後，他的思想陷入了複雜的矛盾之中，使精神與肉體越來越衰敗。霍桑塑造了丁梅斯代爾這一有著神聖加挲卻暗中破壞節律的僧侶形象就是進一步對清教虛偽進行了嘲諷和批判。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在清教社會中，人們把人類最真摯的感情當成最大的禁忌和罪孽，要去壓抑人性的欲求，道德修養越高的人就會漸漸具有越來越強的神性，而他所受的壓抑的扭曲也就越來越沉重。
齊靈沃斯是霍桑塑造的給予批判和鞭撻的人物。他沒有給海斯特·白蘭應有的幸福，葬送了海斯特· 白蘭的青春。當海斯特·白蘭另有所愛的時候，他又一次的斷送了她的幸福。為了發泄私憤，他竟變成了惡魔式的人物，以“一個最可信賴的朋友”的面目出現在丁姆斯代爾面前，“使對方把一切的恐怖，慚愧，痛苦，無效的悔恨，無法擺脫的內心譴責”⑽都要對他和盤托出。齊靈沃斯長期對牧師進行的精神迫害，是極為險惡狡猾的復仇者。作者竭力描摹齊靈沃斯的醜陋與邪惡，而這樣的一個人在清教統治者看來卻是朋友，任其為所欲為。這就進一步揭示了清教的虛偽、殘酷的一面。
小珠兒，作者把她比喻成“從一種茂盛的罪惡的熱情中，開出一朵可愛的的不朽的花”⑾ ，“她的姿態蘊藏著一種無限變化的魅力”。⑿年紀雖小，卻已清楚地認識到與自己相背的世界而練出的兇猛的力量，狠狠反抗人們對她們母女的蔑視與侮辱，在她身上有一種鮮活激盪的生命的特質，其鮮亮的衣飾本身就是對當時社會的反叛。嚴苛的清教社會扼殺了她的媽媽的青春，以她的性格，在這片陰鬱的土地上也不會有幸福可言。小說的結尾處，作者給了小珠兒一個幸福圓滿的歸宿。讓她在另一個地方開始新的生活，這在霍桑所表達的情感上講，是有一種傾向性的，傾向於自由、美滿、有情感有追求的社會的。
霍桑繼承了啟蒙主義者的反傳統的批判精神，從每個人的人性出發，用抽象的形式和象徵的手法揭露了清教的陰暗面，進而探索複雜的社會問題。霍桑在《紅字》中肯定了某些清教信條，但更多的抨擊了清教的殘酷的條例和律令。他認為上帝是博愛的，人人都有被救贖的可能，但更多的宣揚的是人性的張揚，讚美對幸福應有的強烈的追求。所以，就整篇作品而言，霍桑揭示清教倫理道德對人性的壓制還是占主要方面的。從《紅字》中我們可以深切的感受到霍桑的宗教觀是複雜的，是矛盾的，這也使得《紅字》具有了強烈的藝術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