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反觀廣大農村和沿海城市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江浙交界，浙江的溫台地帶，甚至於寧紹、兩湖、江西、福建，到處都是農民騷動，大小股土匪打起共產黨的旗號的數也數不清。”則簡直可以說吳的“努力”是徹頭徹尾的狹隘自私和不堪一擊了。
文章中因各種由農民、工人和“五四”後具有民族、民主思想的新知識分子在共產黨領導下引發的一系列遍布廣大農村和沿海城市的種項無能運動而引起當時社會各種上“精英階層”的恐慌和憤慨，則確確實實地讓我們可以看到一股真正的為民族、為民主的巨大的歷史潛流在暗涌，這就實實在在地提示了歷史的最終走向。
最後在《子夜》里，還有一群年輕人也同樣地牽動我敏感脆弱的神經。
范博文，“五四”以後的新詩人，一個參加過“五卅”運動的有民主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整日裡除了自己所謂的幽默之外，實實在在的只是個“只說不做”的“軟骨頭”。張素素、吳芝生之流的，雖則較范積極熱心點，但在“五卅”紀念日裡也會躲進大三無酒家。而杜新籜和林佩珊，我則不想多置喙，作家在文中早已“露骨”地對其有所描繪――“杜新籜接了口，“不要緊!至少明天，後天，下星期，下個月，再下下下個月，都不要緊!豈但上海，至少天津、漢口……再下下下個月內……再不然，日本美國法國，總應該不要緊吧!供我們優遊行樂的地方還多著呢!不要緊!”林佩珊撲哧一聲笑，也就放寬了心。”
文中不可不提的還有另一個年輕人——吳少奶奶和她乾枯的的玫瑰。“乾枯的玫瑰”或者我們可以解讀為“兩半”社會下青年知識分子對於幸福無著落的深沉的悲哀。這也就從另一人性的層面上去鞭撻當時黑暗的社會(關於青年人幸福破滅的事實在文中還有多處例子，在此不贅述)。
總之，《子夜》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傑作，時至今日，它留待我們反省思索的空間還是很大的，讀者不勝筆力，僅能淺薄地抒發一點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