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中國人陋習不少，魯迅認為這是個要不得的習慣。常言道要養成良好的習慣，倘若“習慣”停留在不思進取的思想上，便要不得。《習慣與改革》一文，作者主張給“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進行一點改革。但改革就必須革新，而不是復古，這點與作者“摒棄古文”的思想是一致的。最終，此文同樣成為諷刺封建愚昧的刀具，剖開停留在“習慣”或大喊未來而依舊怠慢的革新的事實。僅大叫未來的光明，其實也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聽眾的，至少我這么認為。
如此看來，魯迅的雜文無不外乎是論述政治落後和文藝需要革新，只不過形式上稍有不同而已。對於一個棄醫從文的意欲救治國人愚昧思想的文學大家，其一哀一怒的慨嘆和激憤始終是萬變不離其宗的。
就算說到家庭這個原本帶著“和”的氣息的概念，魯迅先生並沒有強調家庭對人的一種正面影響。活在當時的社會，民不聊生，處於抗戰的前夕，家庭在中國來說是個可貴的概念。《家庭為中國之基本》里，作者還是老調子地諷刺現狀，抨擊社會，鞭策有良知的人。“家是我們的生處，也是我們的死所”這句結語恐怕是暗含不少讀者的潛意識。在國人賭牌九，吸大麻，吃喝玩樂嫖吹賭時，魯迅並不能以一己之力改變些什麼。他能做的，就是玩文字遊戲，在《南腔北調集》里揭露部分醜陋的國人的面目，求的是他們能痛改前非，做個清醒的人。每一篇文章的核心都不外乎“先哀後怒”，結合社會，提倡改革。從這個角度看，魯迅也稱得上是半個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