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我從中提煉出了三條線索，並且這三條線索是互相承繼的。
第一條線索，19歲剛剛進入德·萊納先生家做家庭教師的於連憧憬著拿破崙摧枯拉朽式的大革命，希望所處的社會能夠重新經受一番大革命的洗禮。在初出茅廬時，他甚至曾經幻想做維里埃的市長，建立偉大的事業，成為拿破崙那樣的世界的主人。然而在步入巴黎後，他才發現現實的殘酷。他曾經說：“象我這樣一個可憐的鄉下人，我，被判定永遠地穿著這套愁苦的黑衣服!假如我早生二十年，我也會象他們一樣穿著軍服。在那時候，象我這樣的人，不是被殺，便是在三十歲上做了將軍。”不能步拿破崙的後塵，他只好選擇黑袍來做時代的“軍服”，以大主教的“十萬法郎的年俸，藍綬的勳章和統治權”為奮鬥目標了。
寫到這裡，我不由的想到司湯達的一位朋友問他，小說的題目是什麼意思，他解釋說：“紅”意味著，於連若出生的早，他會是個士兵，因為紅色指紅色的軍裝，代表軍隊;然而他生不逢時，只好披上黑色的道袍，這就是“黑”。在司湯達的解釋中，“紅”與“黑”不是對立的，而是並立平行的。這二者的不同在於所處的時代環境和歷史背景的區別，然而他們都毫無疑問地通向一個唯一的目標：成功。而貫穿於這兩條道路之中的，則是那寧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飛黃騰達的不可動搖的決心和野心勃勃的烈火雄心。在我看來，整部《紅與黑》中所有的沉浮升降榮辱興衰似乎都可以忽略，唯一能夠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強烈的進取心。於是，關於於連究竟是個人主義野心家，還是一個反抗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英雄，值得同情還是應該批判，多少年來人們爭論不休。我並不想糾纏於這樣意識形態的問題，我所關注的，乃是人的命運，人們心裡的東西。於是我方才深刻理解了開頭所講的王石先生為什麼如此渴望於連式的光榮，因為我在於連身上似乎隱隱約約看到了我的影子。我想，這是每一個渴望在更大的舞台上做大事業的躊躇滿志的年輕人都會有的感受。我們是幸運的。而對於於連，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他全部的抱負和野心只能是鏡花水月一般，能夠渴望，卻難以真正觸及。
第二條線索，我們來分析於連為了實現它巨大的野心而採取的手段。這樣一個孱弱而靦腆的平明青年不僅要處處顯示知識和能力上的優勢，也即他最初打動眾人的驚人的記憶力還要採取種種不大光彩的手段，例如虛偽、作假和違心之舉。為了渴求崇高的榮譽、幸福和自由，他決心用卑鄙的手段達到目的。他是一個新生的自由資產階級式的人物，卻扮演了虔誠信徒的角色;他在精神和信仰上都傾向於雅各賓派，卻參加了保皇派的陰謀;他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卻處處要裝得像個他所鄙視的貴族。他的所作所為處處與其所要達到的目的和真實想法背道而馳。正是這種矛盾使得他的野心不僅沒有實現，反而葬送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想要做一個真正的野心家，首先要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究竟要的是什麼，樹立清晰和明確的目標，其次要對周圍的環境和時代背景有充分透徹的認識，也就是說能一眼將利益格局、人事關係以及華麗背後的盤根錯節和重重機關看透。此外，要根據自己的實力和現有的狀況制定詳細合理的戰略戰術，在執行戰略的過程中，必須以徹底的自我管理和鋼鐵般的意志力控制自己完成目標。在所有一切工作進行的過程中，要時時做到冷靜、理智、專注、務實、執著方能成功。對比於連，我們發現他口口聲聲“成功”“發跡”“飛黃騰達”種種，卻從未說清楚他究竟要的是什麼。他動輒想當今一個主教比當年一位將軍多掙多少錢，然而他關心和誰吃飯勝過多少薪水，他拒絕了和愛麗莎有利的婚事，不走富凱那樣穩妥的發財之路。因而它更在乎的不是錢，而是榮譽、平等和自由，因此他想三十歲當上將軍，第一次提升就欣喜若狂，有了騎士封號就喜出望外。他並不是一個務實的人。因為他“不屬於任何客廳，不屬於任何小集團”，正如德·拉莫爾侯爵所言：“他沒有一個不失去一分鐘、一個機會的律師所具有的那種機靈和狡猾的才能。”他所真正在乎的獲得的東西，並不是實際的金錢、職務、地位，而多是貴婦的青睞、能力的實現、自尊心的滿足，甚至哪怕遠離男人的目光，這也能使他感到放鬆和自由。這樣的品質就決定了他其實並非一個真正的個人主義野心家，他缺乏除了野心之外的東西為他鋪路，幫助他走向成功。從這個意義上講，於連只能是一個失敗的、糊塗的、頭腦不清楚的、不夠求實務本的、自不量力的堂吉訶德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