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在莎劇中所引發的爭論恐怕是最多的。對莎士比亞用語言織體編織而成的哈姆雷特形象的評論，已經遠遠地超出文學評論的領域，拓展到社會學、心理學、人格學等各個層面。
要不是怕一死就去了沒有人回來的
那個從未發現的國土，怕那邊
還不知會怎樣，因此意志動搖了，
因此便寧願忍受目前的災殃，
而不願投奔另一些未知的苦難?
這樣子，顧慮使我們都成了懦夫，
也就這樣子，決斷決行的本色
蒙上了慘白的一層思慮的病容;
本可以轟轟烈烈的大作大為，
由於這一點想不通，就出了彆扭，
失去了行動的名分。(三幕一場)
哈姆雷特的這一思考在作品中非常突兀。現世與“那個從未發現的國土”的溝壑，“死的睡眠”等等對他是一種恐怖，這種思考遠遠超出了復仇本身。對哈姆雷特來說，這種生死體驗較之復仇之類的行為，具有著價值上的優先性。哈姆雷特所說的“顧慮使我們成了懦夫”的“顧慮”並不是對復仇後果的顧慮，而是生命價值並未得到最終確認的顧慮。
“可是照我們人世的想法看來，他的孽債該很重;
我現在解決他，卻是趁他靈魂洗滌清靜、準備成熟的時候，這能算報仇嗎?
照世人的想法，將克勞斯斯的肉體消滅就算報仇，這是世俗法的意識，哈姆雷特沒有把這種世俗法的原則看得高於一切，他內心懷有“最終審判”的思想，他所想的是要在克勞狄斯的肉身與罪合一時消滅他，達到勾銷罪本身的目的，使克勞狄斯的靈魂“象地獄一樣的漆黑，直滾進地獄”。在面對殺與不殺的問題時，哈姆雷特的心性氣質始終是一致的，價值問題始終是他關注的首要問題。正是其心性氣質中的價值優先原則，使哈姆雷特陷入了延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