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史上，題材決定論曾盛行一時，其偏頗乖謬終致遭到今人貶斥唾棄。然而，題材在創作中的重要性仍然堅硬地存在。它是作者觀察歷史與現實所選取的一種視角，在某種程度上反映著作者的生活閱歷、知識素養和藝術眼光，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讀者的閱讀興趣。就此而言,《宣紙上的記憶》在書法散文領域的探險與它的新意是不言而喻的。
《宣紙上的記憶》副題為“中國古代書法人物小影”，表明該書鎖定了這樣一種寫作意圖：對中國古代書法家的整體考察。而這樣的自覺意識，在這本散文集裡得到了充分的展現。讀者既可看到對王羲之、王獻之、張旭、顏真卿、懷素、蘇軾、黃庭堅、米芾、趙孟頫、文徵明、八大山人、鄭燮、鄧石如、吳昌碩等書法大家的解讀，也可看到對陸機、賀知章、李白、杜牧、陸游等詩人的闡釋,還能看到對皇帝書家趙佶的論說，對負面人格者張瑞圖、王鐸的審視，對戊戌先賢康有為、梁啓超的鑒析……然而，如此指點尺幅激揚文字一路走來，呈現於讀者眼前的，已非僅限書法的審美與書法家的品評，而是容納了更為廣闊的歷史與文化意蘊。這一串長長的名單，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解讀為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的一種符號。
對這些或居廟堂、或隱於市、或遁山林的古代書家及其書藝的圈點，其實也是對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的一種剔爬梳理。這些書家的命運際遇、人生憂歡，與一段段歷史的華彩與悲歌水乳交融。中國書畫重人格、道德與學問修養，認為習藝者人格高邁、識見宏遠方能霞想雲思、興會標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慮，方能腕下呈縱橫萬里之勢。清人松年曾云：“宋之蔡京、秦檜，明之嚴嵩，爵位尊崇，書法文學皆臻高品，何以後人吐棄之，湮沒不傳？實因其人大節已虧，其餘技更一錢不值矣。”中國古代書家身上太多地濃縮了民族傳統文化與價值精神取向，因而使得系統的鑑識成為一種高難動作，對鑑識者的審美能力與歷史洞察力均是一種嚴格的考驗。
《宣紙上的記憶》的作者不憚艱難，力扛大任。他廣泛雲遊，覓覽真跡；埋首案頭，披閱典籍。不僅深研書法作品，而且參究百科群書。作者或沉思低吟，或激情高歌；或行雲流水，或凝重遲疑。知人又論世，品書也論史。他談陸機的《平復帖》：“從文字處理到書寫，都是極其隨意而且質樸無華的。字形的大小傾側，筆畫的粗放，流露著他未經雕琢的急切情緒，與《文賦》的精心和華麗相比，簡直判若兩人。或者說，隨心而出與深思熟慮是完全不同的。生命中，存在著類似這樣的無數的可能性。”他解說黃道周之書法精神：“書法是處於誕生狀態的語言，自由的語言——所謂以筆墨悟道，它是以一個人的生命內動力為根本的。它不為金錢而誕生，也不為謀取一官半職而誕生，只為自由的語言而誕生。”……一篇篇美文，亦一篇篇論文，那些評述里，有藝術的鑑賞，有道德的揚抑，有歷史的反思，美學的、道德的與歷史的批判統一於作者的筆下。
《宣紙上的記憶》所書寫的那些人物已離我們遠去,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民族文化的珍貴价值更為彰顯。作者說，他寫的那些人物“就凝結於這些筆墨之中，凝結於這些線條的時空之間”，從中尋找他們，辨認他們，就可以留住文化，記住歷史。多年前，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胡適曾有論詩名句“醉過方知酒濃，愛過方知情重”，以此形容劉長春的書法散文寫作，我以為亦頗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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