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基層組織報告 篇1
要構建和諧社會，必須下大力氣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直言之，就是要逐步消除城鄉差別，將基本公共服務覆蓋於農村。我市要實現“314”總體部署，加快城鄉統籌實驗區建設，破解農村公共服務嚴重不足的問題十分迫切。
按照市局機關黨委的統一安排，我於10月22日至28日深入xx區鐵鋒鄉的邊遠農村，開展了為期一周的“三進三同”黨性作風實踐鍛鍊活動。通過與基層幹部民眾共同生活、共同勞作、共謀發展思路，深切地感到廣大農民對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欠缺的無奈和迫切需要。
自XX年1月1日起，我國全面取消農業稅後，各地也相繼取消了“三提五統”，基層組織運行經費問題隨之凸顯，成為制約農村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首要問題。
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全面規定了村民委員會的職能職責，但沒有明確確保其正常運轉的經費來源。根據第八條“村民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管理本村屬於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和第三十七條“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協助政府開展工作應當提供必要的條件；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委託村民委員會開展工作需要經費的，由委託部門承擔”, “村民委員會辦理本村公益事業所需的經費，由村民會議通過籌資籌勞解決；經費確有困難的，由地方人民政府給予適當支持”等規定，法律允許的資金渠道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是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收益的提留，二是政府補助，三是接受政府委託而獲得的經費資助，四是籌資。但是，在絕大部分地區，除鄉鎮政府可能給予有限的資助（鐵鋒鄉每年給予每個村資助3000元）外，其他三個方面的規定基本屬於虛設。
首先，絕大多數村社沒有集體企業。由於效率和管理問題，曾經存在的集體企業要么通過摘“紅帽子”而還原為私營企業，要么因為管理不善、破壞環境而改制或關閉。如我所駐的桐元村，先前曾經有一家小煤窯，在市政府關閉整頓小煤窯的過程中第一批被關閉。至於集體土地，牽涉農民土地承包權益，在拆遷中矛盾十分突出，村委會如要“染指”，勢必導致穩定問題；
其次除了大型公共工程外，一般的村社難以獲得政府委託。即便獲得委託，也只能是“一過性”的，難以持續。
第三，《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所規定的籌資籌勞，只限於特定的'公益事業，不能用於日常運作。
基層組織運行經費缺乏，首先導致基層組織公共服務
功能弱化。我們在鐵鋒鄉看到，一些先富起來的村雖然建起了居民新村，戶戶別墅，寬大敞亮，但周邊垃圾遍地，水電氣基礎設施薄弱。據鐵鋒鄉陶榮鄉長介紹，鐵鋒民風淳樸，治安尚好。但在周邊鄉鎮，相當一部分基層組織軟弱渙散，黑惡勢力和宗族勢力強大，“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風頭一過，又有抬頭的趨向。正氣不昌，老百姓意見大。而導致基層組織軟弱渙散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日常經費欠缺，基層組織可支配資源少。
運行經費缺乏，也迫使部分基層組織在國家的“三農”扶持資金上打主意，使國家轉移支付的政策效應大打折扣。為了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國家每年安排了巨額資金用於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改水改廁、水利設施和道橋建設、種養殖業扶持、扶貧濟困等。這些資金在項目審批過程中不僅不會考慮基層組織的運行成本，並且往往需要各級政府和村民拿出配套資金。而區鄉財力有限，基層組織向村民籌資極為困難，只能在國家撥付的資金上做文章。因此，這些資金普遍在使用過程中被不同程度的擠占。據陶鄉長估計，相當一部分資金根本沒有用於項目，直接變成了基層組織的運行經費。
運行經費缺乏，也導致部分基層組織公共性弱化甚至異化。村民委員會是村民的自治組織，本屬公權機構，應當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向全體村民提供公共服務。而由於缺乏運行經費，村委會往往仰仗本村的“大戶”、“望族”。如“新農合”制度規定村民參加“農合”，需每年繳費20元。由於醫療定價不合理，農民對“新農合”認同度不高，催繳成為村幹部十分頭疼的事。為了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只好想法籌款墊付。長此以往，村委會在發生糾紛或利益衝突時難以秉持公正，壓抑弱勢群體，成為鄉村治安惡化、惡性案件上升重要原因。
如何破解農村基層組織經費匱缺的問題，關鍵在於完善制度。我市於XX年7月1日實施的《市實施辦法》,保留了“村提留”的表述，但隨著“三提五統”被取消，這一制度名存實亡。解決基層組織運行經費問題，不能走回頭路，不能恢復提留制度，但可以作必要的修改。
首先，要承認村級組織發揮作用需要經費保障，要允許村級組織以適當的方式向村民籌資，確保日常運轉。只要規定嚴格的監督制度，農民負擔問題不至反彈；
其次，明確規定各項專項資金應當考慮基層組織的運行經費，專項列支，專門審計；
第三，規定村級組織可以在一定的比例內提取村集體企業利潤彌補日常經費；
第四，規定政府徵用農村集體土地後，應將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讓金返還村、社組織，用於善後事宜的處理；
第五，明確鄉財政扶持村級組織的資金比例。
農村基層組織報告 篇2
為了全面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增強農村黨建工作的針對性和指導性，我們圍繞村級組織建設和村級換屆選舉兩個課題，對部分鎮鄉和村進行了調研。現將調研情況綜述如下：
最近幾年，全縣各級黨組織緊緊圍繞縣委作出的《關於全面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開創基層工作新局面的決定》，按照農村三有目標，以固本強基為載體，在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中取得了明顯成效。
(一)加強了以黨支部為核心的村級組織建設，村班子的凝聚力、戰鬥力明顯增強
一是各鎮鄉黨委通過強化教育，明確職責，嚴格管理，妥善處理等措施，解決了部分村班子不團結，幹部角色錯位、位置不正等問題，較好地理順了兩委會的關係。二是積極實施新世紀四個一人才規劃，向社會公開招聘了兩批共62名大中專畢業生到村工作，改善了村級班子的結構;117名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參加了大專證書班學習，提高了村幹部的素質;以退伍軍人和高中畢業為主的村級後備幹部隊伍得到了充實，並有計畫系統地進行了培訓。
(二)健全規範了農村各項規章制度，農村基層民主法治建設穩步推進
一是村民的民主權利得到了充分的行使。針對個別新當選的村委會成員不能很好履行其職責，村民在黨支部的領導下，依法對其進行了辭免職，並重新選舉，產生了民眾信任的新的村委會成員。二是民主決策的落實情況有了較大的改進。大部分村在村集體經濟發展項目和較大的公共設施建設項目上基本上經過了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並經村支書、村主任聯簽聯章後實施。三是民主管理逐步走上規範化制度化。全面健全和完善了村級各項規章制度，使管理工作有章可依。四是民主監督意識增強。各村普遍建立起民主監督小組，對重大事項進行監督。五是積極開展計生村民自治示範村、民主法治示範村等創建活動，提高了村民自治水平。
(三)加大了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項目開發力度，農村集體經濟得到了壯大
一是加大了對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政策扶持力度。縣委專門出台了《關於扶持村級集體經濟薄弱村發展的若干意見》，確定在三年內由縣財政投入幫扶資金1000萬元扶持薄弱村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二是落實幫扶措施。為加快薄弱村經濟發展，組織開展五幫一活動，即縣級領導、鎮鄉聯村幹部、縣級機關單位、強村和強企聯合幫扶一個薄弱村，開發經濟項目，壯大集體經濟，並連續結對幫扶3年。三是積極調整產業結構，發展效益型農業。幾年來，建成了一批有發展潛力的基地和項目，如一市鎮新山村通過低洼田改養，由原來的經濟空殼村，一躍成為年集體經濟收入40多萬元的經濟強村。集體經濟的發展為基層組織建設奠定了強有力的物質基礎。
(四)加強了黨員的發展、教育和管理工作，黨員隊伍素質明顯提高
一是加大了黨員發展工作力度，重視女黨員、年輕黨員的發展，改善黨員隊伍結構。通過幾年的努力，全縣三年以上未發展黨員的行政村黨支部僅剩11個，比1998年的20xx年的185個減少150個，女黨員比例達到12.3%，比1998年提高了1.87個百分點。二是重視黨員的教育陣地建設。幾年來，花大力氣進行黨支部活動室規範化建設，特別是今年從黨費中撥出15萬元專項經費用於增添電教設施，各鎮鄉和行政村也相應出資共建。目前，全縣90%行政村建立了電教播放點。三是積極探索黨員管理途徑。通過民主評議，處置了一批不合格黨員，同時今年在上海、天津建立了兩個家私協會黨支部，加強了外出黨員的管理。
農村基層組織報告 篇3
黨的__屆四中全會指出：黨的基層組織是黨全部工作和戰鬥力的基礎，是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任務的戰鬥堡壘。在中組部開展組織部長下基層活動以來，我就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三項工作(黨組織書記隊伍建設、黨員隊伍建設和大學生村幹部工作)和“4+2”農村工作法推廣運用情況，先後走訪了17個鄉(鎮)、街道的31個村，訪談了150餘名基層黨員幹部和民眾，深感農村黨建工作中的一些薄弱環節亟需重視、亟待解決。
村級組織民主管理水平不高，應積極構建民眾有序參與、民主監督的村務管理新機制。調查走訪中發現，農民民眾普遍擁護黨和政府出台的系列惠民支農政策，但反映一些主管部門在具體執行中存在推諉、扯皮、拖延的情況，使得好事辦不好、實事沒落實，嚴重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比如，有民眾反映鎮裡和村里故意拖欠沼氣池建設財政補貼，甚至有一個村的兩委幹部在沒有經過村民大會討論、沒有民眾代表簽字的情況下，就把300餘畝荒山和土地賣給了企業，並截留了5.1萬元占地補償款。這些現象說明，農村基層組織還存在運行不規範、制度不完備、監管不到位等深層次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堅持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積極構建民眾有序參與、民主監督的村務管理新機制，暢通民眾參與村務決策、管理和監督的渠道。要推行“村民管村務”，堅持“一事一議”，建立健全黨員議事會、村民議政會、重大村務公決等制度，嚴格按照“四議兩公開”程式處理農村重大事務，嚴格執行“三資代理”制度，真正把民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落到實處。
農村黨員隊伍結構不合理、源頭萎縮，應堅持不懈地抓好農村黨員發展這一基礎性工程。在走訪的31個村中，有16個村的黨員平均年齡在45歲以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三分之一。同時，源頭萎縮現象突出，好“苗子”難找，發展黨員難度大。潁陽鎮北寨村黨支部書記郭少峰深有感觸地說：“近些年，村民發家致富的意識強了，由於村里沒有企業，年輕人要么是考上大學留在了城市，要么是常年外出務工，留守在家裡的不是老人小孩就是沒啥文化，自覺提出申請入黨的人數很少，支部在發展培養黨員上也有心無力。”甚至還有村民說：“入黨有啥好處?得交黨費不說，支部又不組織活動，還不如教會人多熱鬧”，“某某當了幾十年支書，自己家還是貧困戶”。針對這一情況，我們一要進一步加強對廣大村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引導，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心向組織，衷心擁護黨;二要積極教育引導基層黨員幹部進一步轉變工作作風，提高黨在民眾中的威信，增強黨對農村青年的吸引力;三要進一步探索完善激勵機制，抓緊建立黨內互助基金，對老黨員給予生活補助，對因病因災等致貧的困難黨員提供生活救助，對有脫貧願望和致富技術但缺乏啟動資金的黨員提供生產資助;四要進一步拓寬黨建工作領域，對進城務工青年提供務工信息、權益維護等服務，對優秀農村青年採取“一幫一”、“一帶一”等形式結對培養，做到思想上引導、利益上關心、感情上融合，激發他們的入黨願望;五要在開展優秀黨務工作者、優秀共產黨員評選活動中，適當增加農村黨員的比例，從而增強農村黨員的政治榮譽感，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村黨組織書記年齡偏大、能力不強、待遇較低，應多措並舉加強農村幹部隊伍建設。目前，全市村黨組織書記平均年齡為44.5歲，50歲以上的也較為常見，高中以下文化的占40.4%，部分幹部謀劃和推動發展的能力偏弱;在沒有集體企業的村，村黨組織書記、村委會主任每個月僅能領到市財政的550元補貼，兩委其他幹部為每人每月450元;有些“能人”型幹部忙於個人事業長期不過問村務，留守幹部心有怨言工作懈怠，整體工作積極性堪憂。針對這一情況，我們一要拓寬選人用人視野，堅持村內推選與村外選拔相結合，採取“公推直選”、選派任職等辦法，從鄉鎮機關幹部、農村黨員專業戶、“大學生村幹部”等群體中選拔村黨組織書記和村幹部，同時加強村級後備幹部隊伍建設，在每個村培養2-3名後備幹部，著力最佳化隊伍結構;二要建立健全農村基層幹部分級分類教育培訓機制，由組織部門牽頭每年至少組織一次5天以上的村兩委負責人集中輪訓班，由各鄉鎮負責每半年對其他村、組幹部培訓一次;三要健全保障機制，逐步增加財政扶持力度，強化對村級轉移支付資金的監管督促，確保村幹部補貼及時發放到位，同時加快城鎮養老保險覆蓋，妥善解決村幹部離任後生活保障問題;四要積極推薦優秀村幹部擔任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尤其是加大從優秀村幹部中選拔鄉鎮領導幹部、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力度，讓村幹部感到工作中有勁頭、政治上有奔頭、事業上有幹頭。
鄉鎮機關截留、村幹部牴觸、村民漠視，導致“大學生村幹部”入村遭遇身份尷尬，應加快健全跟蹤管理機制，保障“大學生村幹部”作用發揮。走訪中發現，有些鄉鎮黨委對大學生到村任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他們到村任職不過是“走走形式”、“擺擺樣子”，借跟班鍛鍊等名義，將“大學生村幹部”分派到各站辦所，甚至讓他們參與鄉鎮值班;個別村幹部認為選派大學生到村任職是上級對本村幹部工作的不信任，怕這些有文化的年輕人乾出成績後接手村里工作，故意把“大學生村幹部”視為“外人”，在工作上“唱對台戲”，甚至人為設定工作障礙;部分民眾認為“大學生村幹部”不了解農村，也不會留在村里，對“大學生村幹部”持漠視態度;部分大學生僅僅把到基層任職當作“跳板”和“鍍金”的一種手段，忙於應付各類考試，不能全身心投入村級工作中。針對這些問題，我認為一要加大宣傳推介力度，深入宣傳選派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的意義和在職“大學生村幹部”中的先進典型，讓基層黨員幹部民眾接受、認可“大學生村幹部”，進而主動支持、配合他們的工作;二要嚴把選聘入口關，在保證公開、公平、公正的基礎上，加入職業傾向測試，確保把有志向、有熱情、有潛力、有培養前途的大學生選拔出來;三要加強培訓引導，堅持貼近農村實際，突出業務技能和鄉土民情，組織開展系統化培訓，並加強工作定位引導，使他們淡化“官”念，增強服務意識，甘心做新農村建設的服務員、引導員;四要健全管理使用機制，嚴格限制鄉鎮“截用”，確保他們不當“走讀”幹部、“兩棲”幹部，心無旁騖，紮根基層，承擔更多的村級事務;五要明確政策激勵措施，規定鄉鎮、街道公務員編制出現空缺時，原則上要從任職滿一定年限的“大學生村幹部”中選錄，並拿出一部分鄉鎮科級領導職位面向“大學生村幹部”進行公選，引導優秀“大學生村幹部”自願紮根基層、奉獻基層，積極推進新農村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