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所謂“對等”、“平衡”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在國際交往中，在禮儀上給予“破格接待”的，也有諸多先例。各國為了體現自己的外交政策，往往打破對“對等”、“平衡”的機械理解，做出一些特殊的安排。例如，1984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來華訪問，中央雙方達成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公報，在她訪華的短短36個小時中，中方為她安排了14場活動。鄧小平、胡耀邦、李先念等在同一天會見了她，被認為是一次“破格”的接待。可見，禮儀規則不應當是機械的條條，其巧妙套用還在於結合實際情況善於安排。從這個意義上說，國際禮儀程式的運用也是一種外交藝術。
五、“主權平等”的原則，在國際組織中和在國際會議上，表現為每一個參加國都有同等的“代表權”和“投票權”，每一個國家所投的票在法律上具有同等效力。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享有“否決權”，是在這方面的一個例外，是根據憲章規定，被國際公認的一種特別安排。某些國際金融機構採取“加重票”的做法，也是一種例外。
六、在“禮賓序列”問題上，也應當體現各國“主權平等”的原則。在國際會議上，各國代表的位次，還是按國家大小強弱的原則來排列，而一般是按會議所用文字的國名字母順序為排列，而簽證條約協定時，應遵守“輪換制”，即每個締約國在其保存的一份文本上名列首位，它代表在這份文本上首先簽字。在國際活動中，各國代表的序列，應以代表的職務高低或就職時間的先後作後排列的依據。例如，駐在某國首都的各大使，即應以到任遞交國書的時間先後為序，並由最先到任的大使擔任外交團長。只有在少數信奉天主教的國家時，由於宗教原因，外交團長總是由梵蒂岡派駐當地的“聖使”擔任，而副團長由最先到任的大使擔任。
在文字的使用上，每個國家都有使用本國文字的權利。在簽訂國際條約協定時，本國文字與別國文字具有同等效力，而經過有關國家的協定，也可以只使某一種國際通用的文字。
以上這些方面，只是根據國際交往中常風的做法，以大體上的概括。國際交往日益頻繁，國際生活日趨複雜多樣，我們應該按照“主權平等”、“相互尊重”的基本準則，結合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恰當地加以運用。
在禮賓實踐中，除了已有國際公約做出規定的禮儀做法，公約簽字國均有遵行的義務外，國際慣例也是十分重要的依據。所謂國際慣例，是在國際交往中逐漸形成，最初某些國家長期反覆使用，後來為各國接受並承認其法律效力的習慣做法和先例。一般包括國際外交慣例和國際商業慣例。國際慣例有5個特點：一是能用性，即為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通用；二是穩定性，受政策調整和經濟波動的影響；三是重複性，一般都是反覆運用；四是準強制性，受到各國法律的保護，具有一定的法律約束力；五是效益性，被國際交往活動驗證是成功的。我國民法通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因此，我們應當充分注意國際糾紛慣例的研究和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