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畫家、美術教育家徐悲鴻在北京病逝，享年僅58歲，去世前他是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無論是地位還是聲望，都是全國美術界的旗幟性人物，徐悲鴻在新中國成立後達到了他事業上青雲得志的巔峰狀態。
就在這一年，他還進中南海向周恩來總理匯報工作，此前，他為祝賀毛主席六十壽辰，創作了一幅駿馬，題上：“百載沉疴終自起，首之瞻處即光明”，還擬了一幅對聯：“言論文章放之四海而皆準豐功偉績長與日月同光。” (《徐悲鴻年譜長編》346頁上海書畫出版社XX年版)準備在毛澤東壽辰那天送給主席。
我查過毛澤東書信選，裡面所收唯一一封收信人是畫家的，便是復徐悲鴻函。這在那個年代意味深長，充分說明了徐悲鴻在新社會的政治地位。
徐悲鴻過早病逝，實在可惜，如果他能多活些年，其成就不可估量，即使在繪畫上也許不會有太大的想像空間，在美術教育、美術出版、美術展覽館等方面，也一定會多有建樹。
徐悲鴻去世後，周恩來總理親自到醫院與徐悲鴻遺體告別，人民日報發表了郭沫若的悼念文章——這在當年的美術界幾乎是最高規格的殊榮，因為郭沫若不僅是文化界領導，更是政務院副總理，這篇文章不是作為徐悲鴻的友人來寫的，而是帶有官方正式評價的性質。郭沫若在《紀念徐悲鴻先生》一文里說：“悲鴻先生於作畫外，復盡瘁於美術教育事業。他在這方面的貢獻似乎更大。”(《徐悲鴻年譜長編》351頁上海書畫出版社XX年版)
這對徐悲鴻是蓋棺論定，反映出郭沫若以副總理的高位，居高臨下，在寫悼念文章時不必拘於禮數隻作客套應酬讚美之辭，而能夠多少表達一些保留意見。
在二十世紀中國美術史上，徐悲鴻是最為重要的關鍵人物，他的重要不僅僅在於所創作的繪畫作品，也不僅僅在於他的文章著述，更大程度上他在中國美術教育上是一位開拓者，培養了一代畫家與美術教育工作者，至今中國美術界仍然籠罩在徐悲鴻的影響下，很多頭面人物都是徐悲鴻的學生的學生。
徐悲鴻的家世貧寒，他作為一個從小就為生計奔波的鄉下青年，沒有背景，沒有靠山，完全靠自己赤手空拳闖天下，成長為在民國美術界、教育界占據重要位置的人物，進入新中國更是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徐悲鴻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二十世紀的中國畫家，被寫成各種傳記數量最多的人物就是徐悲鴻(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很多畫家如齊白石、陸儼少、黃賓虹、吳冠中、黃永玉已經在畫冊出版的數量與規模上遠遠超過了徐悲鴻)。
對徐悲鴻來說，決定他一生命運的是幾封介紹信，這幾封出自不同人手筆的介紹信，是他打開機遇之門的鑰匙。
一 在上海站住腳
徐悲鴻在上海震旦大學讀書時用的名字是黃扶，這是個用來報恩的名字，因為他在上海站住腳，全仰仗黃警頑與黃震之兩位無親無故偶然相識的恩人接濟。
黃警頑是商務印書館的辦事員，交際廣泛，他後來在口述文章里回憶，19XX年夏末，他在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接待了一位從宜興到上海來的青年，此人掏出給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主編惲鐵樵的介紹信，寫信的人是徐佩先(此名為黃文所記，據考該人名為徐子明，原名徐仁錆，字佩銑，是宜興最早的留學生，在上海期間與徐悲鴻有交情，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後去台灣，是著名學者，一生與胡適為敵)，黃警頑幫徐悲鴻聯繫了惲鐵樵，此後一來二去，徐悲鴻雖然見到到了惲鐵樵，但想求得為商務教科書插圖的機會沒成功，卻和黃警頑成了朋友。(見《徐悲鴻回憶徐悲鴻專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
徐悲鴻滿懷信心地求職慘遭失敗，花盡了盤纏，覺得無顏無鄉見江東父老，就與黃警頑辭別，是黃警頑感到不對，追到外灘把徐悲鴻找到，二人抱頭大哭，一起回去，黃讓徐悲鴻與自己睡一張單人床，吃飯問題中午讓徐悲鴻在自己座位上吃工作餐，黃出去找朋友蹭飯，早晚則給徐悲鴻一角錢。
黃警頑交遊廣泛，他不止是幫了徐悲鴻吃住，還促成了徐悲鴻一生中賣畫第一筆巨額收入，當時流行武術譚腿，他找到出版商遊說出版《譚腿圖說》，由黃寫解說詞，徐悲鴻繪插圖一百多幅，掙到三十元全部給了徐悲鴻。又向當時上海審美館的高劍父、高奇峰兄弟推薦，讓徐悲鴻掙到了二十元，同時結交了畫壇名流。他聽說哈同花園找人畫畫，就告訴徐悲鴻專門創作了應徵，並陪徐悲鴻去愛儷園見當年上海首富哈同的中國妻子羅迦陵。後來徐悲鴻住進哈同花園，結識了倉聖明智大學的康有為等人，事業初步打開了局面。
可以說，徐佩先為徐悲鴻寫給惲鐵樵的介紹信，雖然本身目的沒達到，但靠這封信讓徐悲鴻認識了黃警頑，而熱心助人的黃警頑雖然地位不高，但卻竭盡全力周濟成全了徐悲鴻，對徐悲鴻可謂貴人，這是一封決定了徐悲鴻命運的介紹信。
也正是因為黃警頑於己有恩，徐悲鴻後來得志北上出任北平藝專校長，便禮聘黃警頑負責後勤總務。
二 在北京得到公費赴法留學機會
上海灘赫赫有名的猶太富商哈同，當年富可敵國，他與他的中國妻子羅迦陵，興辦了一系列文化教育事業，真正顯示了財富的力量。康有為、王國維、徐悲鴻等人都曾寄食於哈同花園。
徐悲鴻在上海期間，以畫作毛遂自薦，得以進入哈同花園，這相當於是鯉魚躍龍門，他後來能到日本遊學，就仰仗哈同家的資助，事實上，他是以到法國留學的名義爭取到的一千六百塊銀元，而他竟攜蔣碧微私奔去了日本，哈同的管家也並未在意這筆款項究竟用在了什麼地方。
徐悲鴻在哈同花園的最大收藏還不是找到了資助人大財東，而是在這裡結識了他的貴人康有為，當時康有為因為張勛復辟事敗逃到上海，狀態處於又一次低谷，本來以康聖人曾為國師的地位與名望，不可能接受一個來自宜興鄉下沒有受過嚴格教育的青年為學生，但落魄隱居時就沒那么多考慮了，黃警頑說他親眼看到，徐悲鴻在拜師禮上叩三次頭拜康有為為師。
徐悲鴻不大講自己是康有為弟子，更多地是講自己的老師是法國畫家達仰。實際上他跟康有為學的東西可能對他影響更大，尤其是在書法上他深受康有為崇尚北碑的主張影響，在書法創作上明顯是康有為一派的風格。康有為反感四王畫風，這也為徐悲鴻所接受，他一生攻擊批評四王不遺餘力。
康有為對徐悲鴻的影響還在於讓他開眼界觀摩欣賞了自己的藏品字畫。康有為在清末民初是著名收藏家，而且有其理論有著作。他的家底雄厚，相當於給徐悲鴻提供了一個高水平的美術圖書館與博物館，為徐悲鴻的藝術修養與審美眼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徐悲鴻後來狂熱地甚至超出自己承受能力地收購圖冊與字畫，也是在有意無意地效仿康有為。
徐悲鴻一心要赴法留學，雖有哈同花園總管的承諾，但他擔心沒有保證，想爭取公費，於是康有為寫信給北京的弟子羅癭公，以康羅有北京官場的關係之多面子之大，這不算什麼難事。羅癭公本身就是熱心於資助文藝人才的名士，他對程硯秋的培養是民國時期聞名遐邇的佳話。羅見到康有為的介紹信，滿口答應徐悲鴻盡力幫助，隨即寫信給教育總長傅增湘。
也就是說，康有為的介紹信讓徐悲鴻找到了羅癭公，而羅的介紹信讓徐悲鴻找到了當時全國主管留學的最高長官教育總長。(《徐悲鴻年譜長編》20頁上海書畫出版社XX年版)
事情到了這一步，一個學畫青年的留學夢也就要成真了。儘管好事多磨，徐悲鴻真正拿到名額還費了些周折，一度他誤以為傅不幫忙，還寫信去大罵了傅總長一次，以至於成為僵局，但是，為徐悲鴻寫介紹信的中間人情面，使得傅總長大人大量，未與年輕人計較，最後在徐悲鴻登門道謙時，表示“答應你的總歸給你”。
正是這兩封介紹信，為徐悲鴻謀取到赴法公費留學的名額。在那個時代，官員手中的權力很大，肯定也有濫用的，不過，在關照徐悲鴻留學這件事上，教育部的總長雖然完全是看朋友面子才給的機會，但卻沒有把國家的錢假公濟私，而是確實用在了真正的人才身上。
徐悲鴻在上海認識的好友盛成也在此期間留法，他在徐悲鴻去世後回憶時還耿耿於懷——盛成是自費留法，對公費生極看不慣，他在法國期間都未與徐悲鴻聯繫!
三 赴法辦展大獲全勝
徐悲鴻的歷史站位，使他在藝術領域很多方面都得風氣之先成為開拓者。他是中國最早的官費留學法國學美術的畫家，也是最早受教育部委派把中國古人與今人畫作帶到歐洲各國舉辦展覽的人，他還是在歐洲各國辦畫展最早最多的中國畫家。
1933年他策劃組織徵集的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會，聲勢浩大，事前在中國的報刊上已經沸沸揚揚，而在法國展覽期間，巴黎各大報章均予以突出報導評論，成為當年中法文化交流的盛事，而徐悲鴻也在此期間順便在比利時、德國舉辦了個人畫展。這次的巴黎中國美術展覽，讓徐悲鴻在法國與歐洲聲名大振，與此同時，在三十年代的中國，一個華人藝術家能在歐洲為國爭光，無疑能極大地提升其形象與聲望。可以說，1933年的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是徐悲鴻獲得世界範圍內的聲譽的關鍵一步。
此次展覽籌備費時一年多，完全是徐悲鴻以個人力量在張羅，雖然走的是公費路子打的是官方旗號，但當時國民政府官員推諉效率低下，事實上沒有給徐悲鴻以資助，而且讓徐悲鴻幾乎身陷絕境(辦展覽須十萬法朗)，全靠他通過私人關係才辦成，可以說是一次商業冒險，如果失敗徐悲鴻在歐洲必然聲譽掃地，而在中國國內也會大丟面子，他甚至做好了流落巴黎的準備。
中國畫展在當年號稱世界文化之都的巴黎能轟動一時，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得到了法國泰斗詩人、評論家瓦萊里的序文支持，法國社會素有尊崇詩人的傳統，以瓦萊里的號召力，可謂是一經品題、身價百倍。此次展覽從1933年5月10月延續到6月23日，原定展期一個月，因結束時觀眾尚多，兩次延期，觀眾累計二萬人。徐悲鴻辦展險勝，做到了名利雙收。
徐悲鴻深知辦展成功要感謝瓦萊里。但他言及此事只是在文章里語焉不詳地說：“惟得大詩人梵賚理(今譯瓦萊里)先生一序，序甚好。”(《徐悲鴻年譜長編》118頁上海書畫出版社XX年版)
要了解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真相，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不能只聽當事人自己的說法，還要聽聽其他當事人的說法。就同一事情，不同的人講述會有不同的角度，雖然有時甚至會彼此衝突矛盾，陷入是非有無的爭論，但是就其共同認可的事實部分，比較其著重點，卻可以得出更接近事實真相的結論。
著名作家盛成在《情深意長——一個老同學、老朋友的回憶》里，詳細記錄了徐悲鴻赴法辦中國美術展覽一事他提供的幫助詳情。
他寫到：“悲鴻來到了北京。在我們的住處，他告訴我李石曾準備讓他帶著中國近代名家的繪畫到歐洲去開個巡迴展覽，並答應支付川資路費。”
“我婉轉地對悲鴻說：‘此事當然很好，想必也是你多年奮鬥的願望，可是你還不了解李石曾這個人吧，他是極端靠不住的，你務必小心謹慎才是啊!’
“望著他陷入沉思的表情，我考慮了一下，繼續說：‘請放心，悲鴻，我寫兩封信給你帶到法國去，一封交給大文豪瓦萊里先生，一封交給他的志願秘書於連-莫諾先生，他們既是我的恩師，也是我的朋友，你萬一遇到困難就去找他們，肯定會得到幫助的。’” (《徐悲鴻回憶徐悲鴻專輯》97頁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
原來，盛成在法國文壇能一舉成名，就是靠法蘭西學院院士瓦萊里的提攜，為其《我的母親》一書寫了長達十六頁的序言，之後又由銀行家莫諾的贊助下出版發行，取得極大成功。
盛成的這封介紹信，是徐悲鴻打開巴黎文化界大門的金鑰匙。瓦萊里能為中國美術展寫序，除了中國美術與中國文化的魅力，更重要的是有他熟悉的中國朋友推薦。瓦萊里還在徐悲鴻為蔣碧微畫的油畫《簫聲》上題了兩句詩，轟動法國藝壇。(《徐悲鴻回憶徐悲鴻專輯》98頁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
中國老一輩名家巨匠經常甚至頻頻地在同時代或晚輩的書畫上題詩以示讚賞或鼓勵，所以不算什麼稀奇。但法國的瓦萊里是個惜字如金以詩作少而出名的大詩人，他一生只五十來首詩，有多年封筆的經歷，因此，一幅油畫能得到他兩行題詩，幾乎是不可思議的禮遇，他對徐悲鴻可謂給足了面子!
徐悲鴻沒有對盛成的鼎力相助予以文字致謝，至少在他的文字里沒有明確記載，原因也許是人之常情都傾向於把自己在某件大事上的成功說成是個人的幸運，而不願歸功於他人的力量。徐悲鴻走向社會出山時的恩人，他會念念不忘，因為那是雪中送炭;但是在他功成名就之後，事業上一個更高台階時得到的朋友熱心幫助，他可能就不那么讓人們知道了，錦上添花的往往會是無名英雄。
不過，據《徐悲鴻年譜長編》記載，歸國後，徐悲鴻“在南京拜訪盛成，一面感謝為他歐洲之行所給予的幫助，並以自己一幅畫《馬》相贈。又將一幅時人經亨頤的《水仙》請盛成帶到法國送給瓦萊里先生，以表達對他的感謝之情。”(144頁上海書畫出版社XX年版)
顯然，徐悲鴻在法國辦展而要在回中國後在南京讓盛成轉送給瓦萊里表示感謝的禮物，說明確實是盛成幫了大忙。
徐悲鴻為什麼要選擇一幅《水仙》給法國詩人瓦萊里?瓦萊里長篇名作是《水仙辭》，梁宗岱是瓦萊里認識的第一個中國人，二人交往甚密，瓦萊里親自向梁講解這首詩的意境，梁宗岱將這首三百多行的長詩譯成中文，同時譯了瓦萊里年輕時的另一首《水仙辭》，刊登在著名的《小說月報》上。1930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水仙辭》的單行本。
可見徐悲鴻是用心推敲過送瓦萊里的禮物，不是隨便給的。
這種抑人揚己的例子，還體現在徐悲鴻在1933年《悲鴻自傳》寫到康有為與自己的關係時說：“識康南海。南海甚為器重，許為天才。”這未始不是事實，因為康夫子愛才，抬重年輕畫家，予以讚許誇獎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徐悲鴻在自傳里這樣寫，按舊式規矩來說，就有些不夠敬重師長，語氣輕佻。這不是偶然現象，事實上，同一篇自傳里他還講到高劍父，說：“時高劍父見吾畫馬，與吾書，稱雖古之韓乾無以過也。”(《徐悲鴻文集》55頁上海書畫出版社XX年)輕輕地把他當年在上海窮困潦倒衣食無著之際求高劍父買畫度日的寒酸窘迫，化為高劍父慧眼識才給予其畫藝最高品評的佳話。
所以，有句老話叫：“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美術史雖然是歷史的一個小分支，但在這點上表現得非常明顯。還原了真相之後的歷史也許不那么美觀瀟灑，但這就是生活的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