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經濟法對契約附隨義務的發展
首先，在經濟法中，附隨義務由契約法中的附隨地位上升為主體地位。作為民法學說判例中的附隨義務，在得到現代契約法首肯之後，雖然成為契約當事人的法定義務，但其社會權利本位屬性，在以個人權利為本位的契約法中始終難以擺脫附隨地位。當以社會權利為本位的經濟法產生以後，其才有了真正的歸屬。因為經濟法調整與社會權利、社會利益有重大利害關係的特殊的契約關係或者契約關係的特殊方面，附隨義務無論在宗旨、目的抑或性質、作用上與其均具有極強的同質性。故而，將附隨義務納為主要內容，在部門經濟法中屢見不鮮。例如：廣告法即是一部以先契約義務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法律。一般而言廣告具有要約和要約邀請的性質，製作發布廣告表示契約當事人的關係進入契約訂立階段，應當承擔先契約義務。為此，我國《廣告法》規定了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的遵守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維護國家的尊嚴和利益的義務(第7條)，不得損害未成年人和殘疾人身心健康的義務(第8條)，對商品性能、產地、用途等和服務的內容形式等表示應清楚明白的義務(第9條)，使用數據統計資料、調查結果等應真實準確並表明出處的義務(第10條)，涉及專利或專利方法的應當標明專利號和專利種類的義務(第11條)，廣告應具有識別性的義務(第13條)，以及藥品、醫療器械、特殊農藥、食品、酒類、化妝品廣告中的應當承擔的義務。上述義務在契約法看來，幾乎全是附隨義務。然而，因為廣告是特殊的訂立契約的方式，不再是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的個人私事，它涉及到社會權利、社會利益，因而成為《廣告法》的主要內容。再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亦是如此。儘管消費者與經營者二者關係具有契約關係，但是經濟法並非停留於對二者契約關係的一般性規範上，而是重點規定經營者的義務、消費者的權利。這些義務以內容而言，即是保護義務、說明義務、告知義務等;從時間而言，包括了先契約義務、契約履行時附隨義務以及後契約義務。其他亦如產品質量法、價格法、證券法、招標投標法等，均對原本屬於契約當事人的附隨義務作了重點詳盡的規範。上述情形說明，契約法中的附隨義務成為經濟法的基本義務。
其次，經濟法強調了契約關係中強者的附隨義務。契約法奉行抽象人格之立法模式，在其視野中契約當事人的實力和地位沒有差別，因而對當事人承擔的附隨義務之內容和機率的規範是中庸持平的。但是在經濟法的視野內，契約當事人不僅有經濟實力之別，亦有信息實力之別，當事人承擔的義務是既難以亦不應持平的。根據經濟與信息實力和市場地位，經濟法將契約當事人分為市場中的強者與弱者，並且強化了強者應承擔的義務。典型的例子首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它首先根據市場交易地位與實力將契約關係當事人分為經營者與消費者，(該法第2條、第3條)。然後將從消費者的權利與經營者的義務兩方面來強化經營者的義務，一方面規定了經營者接受消費者監督的義務，保證商品和服務安全的義務，提供商品和服務真實性的義務、標明真實名稱和標記的義務，出具購貨憑證和服務單據的義務，不得侵犯消費者人格權的義務;另一方面則規定了消費者監督批評權、安全保障權、知悉真情權、獲得相關知識權以及人格尊嚴受尊重的權利等。因此，有企業驚呼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經營者與消費者的權利嚴重失衡。 其實並非權利失衡，而是通過加強強者的義務與責任，以保護契約關係之弱者，實現實質公平而已。不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廣告法、產品質量法均有此傾向。經濟法強化經營者義務的規定與契約法關於契約當事人承擔附隨義務的規定是洽合的。維護社會權利和利益，強化經營者義務，保護消費者權益，是經濟法以社會為本位的立場決定的;並不說明在一般契約關係中消費者對經營者負擔的通知、照顧、保護、保密、說明等義務不再有了，此方面仍由契約法調整。
再次，經濟法細化了附隨義務的內容。契約法對附隨義務內容的規定極不明確，經濟法則對相應內容作出了詳細而明確的規定。例如，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經營者對消費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的質量和使用方法等問題提出的詢問應當作出真實、明確的答覆。”與之相適應的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8條規定了消費者知悉真情權：“消費者享有知悉其購買、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務的真實情況的權利。消費者有權根據商品或者服務的不同情況、要求經營者提供商品的價格、產地、生產者、用途、性能、規格、等級、主要成份、生產日期、有效期限、檢驗合格證明、使用方法說明書、售後服務、或者服務的內容、價格、費用等有關情況。”《產品質量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廣告法》等對此亦分別有明確的規定。關於保護義務，《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7條、第14條、第18條，《廣告法》第10條、第18條，《產品質量法》第26條、第29條、第35條均有詳盡的規定。
第四，經濟法保障附隨義務履行的力度加強。僅就對附隨義務地位的強化、承擔方的確定、以及義務內容明確化而言，經濟法不過是對契約當事人權利義務的某些強制性規定而已，似乎可將經濟法看作契約法的特別法。但是當經濟法將國家的司法機關、行政機關、立法機關乃至社會團體確立為保障附隨義務履行的監管機關時，與契約法的區別便凸顯出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章規定國家、各級人民政府、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和其他有關行政部門應在各自的職權範圍內，採取措施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法院應當採取措施，方便消費者提起訴訟，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起訴條件的消費者權益爭議，必須受理，及時審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三章規定了對有關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監督檢查內容，第16條規定：“縣級以上監督檢查部門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可以進行監督檢查。”第17條、第18條、第19條則對具體情況作出規範。《產品質量法》第二章、《廣告法》第四章也有相關規定。非獨如此，經濟法亦賦予了社會性組織對履行附隨義務的監督控制權力，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章有關消費者組織的規定，《產品質量法》第20條、第21條有關從事產品質量檢驗認證的社會中介機構的規定，第23條有關保護消費者權益之社會組織對產品質量監督管理的規定均有社會監督的性質。與契約法相比，經濟法加強對附隨義務履行的監督控制表現於兩個方面：一從形式上看，以行政機關為主的國家機關和社會組織介入了契約關係。在契約法中履行附隨義務與否是契約雙方當事人的個人事務，對義務的監控權亦主要在契約關係相對人，即使需要請求司法機關救助，也採取不告不理原則。但是在經濟法中，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甚或立法機關以及社會組織立足於社會的巨觀立場，監督控制負有附隨義務的契約當事人向相對人履行義務，並且此種監督是全方位的與契約運行相始終的。在義務人違反義務或企圖違反義務時，無需契約當事人請求，便可及時強制義務人改正行為、履行義務。二是從實質看，它是國家公權與社會公權干預個人權利、限制契約自由的具體表現。契約自由是契約法的靈魂，因此契約法雖肯定附隨義務，一定程度上照顧到社會權利、社會利益，然而其維護契約當事人權利平衡的立場未變，社會利益在其視野之內無非是“又一個普通市場主體”的利益而已，故而實行了公私一體保護原則。但是經濟法立足於社會整體立場，以維護社會權利為本位，在其視野中社會權利、利益優於個人權利、利益，因而需建立特別的保護機制，限制個人權利、自由，協調社會權利與個人權利、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關係，側重保護社會權利和利益。經濟法便引入公權，干預私權。此時，社會公權、國家公權一身兼二職，不僅是社會權利和利益的代表者，而且是社會權利和利益的維護者。當契約當事人違反附隨義務時，其侵犯的不僅是對方當事人的個人權利和利益，而且直接或間接地侵犯了社會權利與利益，行政權等公權便可直接介入契約關係，限制雙方意思自由，平衡二者的權利、利益關係，此時公權便與私權-請求履行附隨義務的契約當事人的權利-重合了。因此有學者說經濟法是公權與私權融合生長之產物。經濟法將契約關係中附隨義務給予特別關注，主要是由附隨義務在其視野的特殊地位決定的。
第五，經濟法加重了違反附隨義務的法律責任。根據我國契約法規定，附隨義務已成為民事義務的重要組成部分;違反此類義務應承擔民事責任。但是經濟法所規定的違反附隨義務的責任大大加強。與契約法所規定的責任相比，經濟法中違反附隨義務的責任，具有以下兩個特點。其一是綜合性。違反附隨義務的法律責任，《契約法》第43條、第324條規定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而《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0條規定經營者違反保密義務給被侵害的經營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而第21條同時規定：“違反本法第10條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的，監督檢查部門應當責令停止違法行為，可以根據情節處以一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根據第20條侵犯商業秘者應承擔民事責任，而根據第21條其又應承擔行政責任，因此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中有關商業秘密之規定應承擔雙重責任。再如《產品質量法》規定違反有關說明義務，經營者不但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第40條)，依據罰則還應被“責令改正，沒收違法生產、銷售的產品，並處違法生產銷售產品貨值金額等值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並處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吊銷營業執照。”(第53條)“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止生產、銷售、並處違法所得生產、銷售產品貨款淨額30%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並處沒收違法所得。”(第54條)關於保護義務，依照《契約法》及《民法通則》有關規定，履行契約沒有盡到保護義務，造成契約關係相對人身體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並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用等費用。”(《民法通則》第119條);而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造成消費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的，應當支付喪葬費、死亡賠償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養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費用等費用。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該法第42條)。此表明經濟法規定違反附隨義務的法律責任，不僅限於民事責任，而是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的綜合責任。其二是懲罰性與賠償性相結合。經濟法規定的違反附隨義務的賠償責任由民事責任體現，而懲罰性責任則是由行政責任、刑事責任體現。不但如此，還特別規定了懲罰性賠償責任。根據《契約法》規定，違反說明、照顧等附隨義務，造成契約關係對方當事人損失的，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即可;雖然該法第130條規定，經營者違反民事義務、有欺詐行為的，可以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處理，但是該文是於《契約法》第七章“違約責任”中規定的，故而若違反附隨義務而非約定義務並不必然能適用相關規定。《契約法》所援引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關於法律責任的規定，是第49條即：“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此系我國經濟法確立懲罰性賠償責任之明證。據此規定，違反說明、照顧、保護等義務的經營者有欺詐行為的，必須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此種責任的特點是：權利義務雙方必須有直接或間接的契約關係;承擔責任一方必須是市場主體中的強者-經營者，消費者即使有違義務亦不適用此擔責方式;賠償數額比受害方的損失大。經濟法規定違反附隨義務，應承擔懲罰性與賠償性相結合的綜合性責任是因違反該義務行為具有雙重性質。首先契約當事人違反附隨義務，從微觀的角度看，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直接損害了對方當事人的利益;為了確保契約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平衡，應當使違反義務人承擔賠償責任，亦即承擔民事責任，此依照契約法即可，經濟法不過是加以確認而已。其次，契約當事人中強者違反附隨義務，損害了弱者的權利、利益，從巨觀的角度看，即損害了社會權利和利益，具有社會危害性，必須有國家機關和社會組織出面干預，以公權制裁私權之濫用，維護社會權利、利益。此經濟法之特別責任，如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以及懲罰性賠償責任中懲罰性責任，均是違反附隨義務人承擔的社會責任。
三、經濟法與契約法調整現代契約關係之分工與配合的探討
從經濟法與現代契約法對附隨義務的不同規範中，可以約略探知二者在調整現代契約關係時分工配合的脈絡。筆者以為二者的分工配合之依據，有下面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經濟法、契約法對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地位的傾向性不同，但服務於市場經濟的目的具有一致性
調整契約關係的法律規範自古有之，但是此類法律規範不斷健全壯大成為民法一個子部門-契約法則是近代的事情。[17]當時市場經濟體制剛剛確立，占主流的是亞當斯密所主倡的“市場萬能論”，主張市場主體享有最大限度的意思自治、行動自由;國家成為市場的“守夜人”。此時市場是“萬能的市場”，政府卻是無能的政府。[18]近代契約法的立法者便是基於上述立場，嚴格限制政府干預市場，使得契約自由原則得以淋漓盡致的發揮。但是到了現代社會，市場的天然缺陷日益暴露。[19]這使得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成為眾矢之的。凱恩斯提出了國家干預學說，主張針對市場缺陷，進行適度的國家干預。[20]經濟法正是政府干預市場的法律產物，因而主張政府對市場施以干預的傾向是比較明顯的。然而，儘管二者產生的時代背景不同，功能的方向性不同，但是都共同作為現代市場經濟法制的組成部分，服務於現代市場經濟。二者需要共同考慮的因素均是市場與政府。誠如前言，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的缺陷也還存在，然而古典自由經濟學派關於“經濟人”的假設、關於自由競爭機製作用的認識並非完全過時-不過是需要在程度和範圍作出適當調整而已;與之相應，政府干預市場時也有缺陷-“政府失靈”，[21]政府的干預應當是立足於市場機制之上，一定範圍內的有限干預。這是社會經濟現實對經濟法、契約法的共同要求。
正是經濟法與契約法在市場與政府關係上的傾向性不同而現實經濟基礎相同，決定了二者對附隨義務的不同態度。契約法對待政府干預市場持消極態度，因而對附隨義務作出一般性規範之後，便裹足不前了。經濟法則積極推動政府干預市場，故不但將附隨義務從契約法上的“附隨”地位提升到主體地位，而且明確了以政府為代表的公共機關對履行附隨義務的行為嚴密監控，並為之確立了特殊的責任。這種分工是為了更好地配合，可以構想契約法在不違反其基本精神前提下，對政府等公共機關干預市場的行為給予默認或許可;而經濟法在尊重契約契約自由原則基礎上，對需要國家干預的契約關係給予特別的規範。例如，經濟法可以規定高新科技企業享有優先融資權利，同等條件下享有優先與金融部門企業訂立借款契約的權利，以此來干預借貸雙方的契約自由，滿足優先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需要;也可以規定同等條件下，能源部門應當優先與技術落後的污染嚴重的小造紙廠、小印染廠、小化肥廠等以外的企業訂立能源供給契約，以此來干預能源供求雙方的契約自由，滿足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
(二)經濟法、契約法對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關係認識不同，但是追求社會正義的目標是一致的
所謂正義，羅爾斯認為它是所有的社會基本價值-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基礎-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某種不平等分配是合乎每一個人的利益的制度安排。[22]他認為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當按照正義的兩個原則進行制度安排，使它們：(1)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於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別原則);(2)依繫於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機會的公平平等原則)。[23]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區分是與這種制度安排對應的。形式正義是指使制度安排能夠公平一致的對待其所規定的每位社會成員的理念;而實質正義則是指制度安排能夠針對社會成員個體的具體情況，給予區別對待，最終實現結果的公正合理的理念。[24]
社會正義是法律孜孜以求的目標，[25]經濟法與契約法亦不例外。但是二者對契約關係中的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關係認識有別，因此，在調整現代契約關係時各有特色。在契約法視角內，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幾乎是一體的，實現了形式正義亦即實現了實質正義，因此契約法便以形式正義為其直接追求目標。這對於契約法本身具有重大意義：其一，堅持形式正義理念，方能恪守規則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主體的平等地位;其二，堅持形式正義理念，能夠使其在最廣泛地範圍內對眾多市場行為反覆適用，體現了法律效率原則。可以說契約法的形式正義理念正是羅爾斯的機會公平平等原則在市場經濟生活中最生動的體現。為此，契約法不僅奉行抽象人格的民事主體立法模式，而且將一切具體情形的決定權依據契約自由原則交由民事主體自主行使。這使得在契約法面前不具有特殊人格之民事主體，亦無特殊情形的特殊處理。因此也使得契約法具有極強的穩定性。與之相左的是，經濟法認為形式正義在特殊情況下並不能代表實質正義，二者的偏差時常會出現。因此對形式正義的追求代替不了對實質正義的追求。經濟法便確立了實質正義理念，在此理念指引下，經濟法也呈現出與契約法不同之處。其一，設定具體的人格。經濟法將其調整範圍內的市場主體的法律人格具體化，例如承擔保密義務的市場主體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法律人格是“從事商品經營或者營利性服務的(以下簡稱商品包括服務)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承擔告知、說明義務的市場主體在《廣告法》中為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廣告法》第2條);其二，針對具體情形規定處理模式。與《契約法》統一的一般性規定不同，經濟法對其調整範圍內的情形都作出了十分具體的規定，並給予相應處理。例如，儘管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的社會經濟角色是多重的，但《廣告法》僅是其從事廣告活動所遵守的規則，是對三者具體職業活動的規範。再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是消費者的具體權利和經營者的具體義務;而《反不正當競爭法》則是關於侵犯商業秘密等十餘種具體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規範。其三，針對違反義務的行為規定具體責任。經濟法對特殊法律人格的市場主體違反義務的情形，作出了特殊而明確的處理。同樣是違反說明義務的法律責任，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根據第40條的規定應承擔民事責任，根據第49條之規定欺詐行為的經營者有還應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而且對“偽造商品的產地、偽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廠名、廠址，偽造或者冒用認證標誌、名優標誌等質量標誌的”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根據情節單處或者並處警告、沒收違法所得，處以違法得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沒收違法所得的，處以一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止整頓，吊銷營業執照。“在《產品質量法》中，對違反告知、說明義務者，根據第40條之規定，銷售者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並於第53條、第54條中具體規定了對違反誠實告知、說明義務的處罰。《廣告法》亦有關於違反告知、說明義務的法律責任的規定。幾乎每一個調整契約關係的部門經濟法均有自己的具體責任制度，此與契約法關於契約責任的抽象概括之規定，則顯然細緻化了。因此，對於契約法而言，追求正義類似於流水作業的規模化生產，只要符合基本流程即可，而對於經濟法而言，追求正義則是精雕細琢的手工生產，產生出來的也便是獨一無二的工藝品。這使得經濟法在形式上有如下兩個特點：一是與民法法典化相比，經濟法主要由一系列專門化的法律部門組成，而且各法律部門只在精神原則方面相同，具體制度和規範各異，故而經濟法可以有自己的綱要卻難以有統一的法典;二是與民法穩定性相比，經濟法因其功能的特殊性，與社會經濟需要的變化密切相關，故具有很大的靈活性、變動性。
從上述情形看，契約法以形式正義為理念，以概括性規範為主要內容，在最廣泛的範圍內最大的程度上給予市場主體等待遇，協調最一般最經常的交易行為，鼓勵了交易活動;經濟法以實質正義為理念，給予具體市場主體以差別待遇，調整了特殊的契約關係，保障了契約法正常發揮作用的經濟基礎。但是無論追求正義的傾向性如何，社會正義則是其共同價值目標，二者完全可以分工配合，共同完成市場經濟法制的任務，合理高效地配置社會資源，增進人類的共同福祉。例如，法人、自然人的契約關係一般由契約法來調整，但是如果契約當事人有一方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高科技企業、三資企業、“五小企業”、外國人持股的企業、由跨國公司興辦的企業等，或是一方當事人是兒童、殘疾人、婦女、農民、下崗工人、退伍軍人等需要給予特殊調整的契約關係還應由經濟法來調整。
(三)經濟法、契約法對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關係的認識不同，但是維護和增進社會整體利益的目標是一致的
契約法的經濟理論基礎是自由主義經濟學。[26]因此在契約法的視角里，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具有一致性，要增進社會利益只需保障追求一己之利的個人權利和積極性即可，如此社會利益便隨著個人利益之增益源源而來，社會整體便於社會成員個人辛勤奮鬥基礎上“坐收漁翁之利”。於是契約法立足於個人權利本位確保個人的財產所有權和意思自治。例如，《瑞士債務法》第9條明文規定：“契約的內容在法律限制內可以自由訂立。”新近制定的《國際商事契約通則》第1條亦規定：“當事人有權自由訂立契約並確定契約的內容。”而在德國、日本及我國台灣地區的民法典均在具體契約制度中落實了契約自由原則。我國《契約法》第4條明確了契約自願訂立原則。儘管現代契約法同時對契約自由原則作了一定限制，但是其幅度是處於“微調”範圍。《契約法》對附隨義務的法定化即是一例。雖然附隨義務在《契約法》中顯示出對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的限制之勢，但是其“附隨性”並未根本改變，因而契約法個人權利本位的基本立場未變。
但是經濟法則認為個人利益在某些時候與社會利益不僅不一致，反而會發生衝突，當二者處於對立時，保障追求自我利益的個人權利反而會損害社會利益。為了保障社會權利與利益，經濟法便對民法中的附隨義務給予全方位的加強。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儘管經濟法與契約法的共同使命是確保市場調節機制的合理高效地配置社會資源以增進人類社會的共同利益。但是從對人類歷史和理性地分析結果看，法律的社會立場與社會成員的個人立場始終有別。因為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既具有一致性又有衝突性的矛盾體。在此，經濟法、契約法便有了職能的分工。一般而言，與社會利益沒有衝突或其他特別意義的個人利益關係，立法者便以契約法來調整。此時，契約法增進社會利益的方法便是堅定地維護個人權利，保護個人追求自我利益的積極性;因此其完成使命的方法具有間接性。而與社會利益有衝突的或有特別意義的個人利益關係或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關係，立法者則用經濟法來加以調整。經濟法便運用國家權力、社會權力直接平衡個人利益之天平，以維護契約關係中直接或間接的社會利益。
(四)經濟法與契約法看待契約關係的視角不同，而終極目標是一致的
契約法重在維護市場主體的個人權利，確保契約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平衡，因而可以說其是從契約關係當事人的微觀視角-“經濟人之眼”-看待契約關係。而經濟法重在確保社會利益或與社會利益密切相關的個人利益，因而其是從社會之巨觀視角-“社會人之眼”-看待契約關係的。在前文已有論述。視角有別，但是二者調整契約關係有相通之處：一調整的對象同為市場主體。無論是契約法還是經濟法，調整的對象均是地位平等、具有交換關係的市場主體。不過，在契約法中該市場主體是抽象的;而經濟法中該市場主體則是具體的。二是調整的方法是增損契約當事人間的權利和義務。例如契約法調整契約關係是確保由契約當事人以自由意志訂立的契約具有法律效力，同時附加某些法定義務;而經濟法調整契約關係則是通過強化契約當事人的附隨義務來實現的。上述共通之處表明，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平衡是它們的共同使命。作為私法的契約法確保個人權利、利益，確保個體人的全面發展;經濟法則是調整個人權利、利益與社會權利、利益之關係，確保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二者在以人為本的旗幟下，使社會個體充分發展的同時確保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全面發展-體現了對人類的終極關懷[27].此使得經濟法、契約法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完全能夠分工配合，共同調整好現代市場經濟。
[17] 王利明 崔建遠《契約法新論。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87-89頁。
[18] 曹沛霖《政府與市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66頁;呂忠梅、陳虹《政府干預與干預政府-關於政府經濟行為的理性分析》，《經濟法論叢》(第2卷)，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版;王全興、管斌《民商法與經濟法關係論綱》，《法商研究》XX年第 期。
參考文獻：
[19] 植草益《微觀規制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6頁以下。
[20] 曹沛霖《政府與市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66頁。
[21] [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22] [美]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頁。
[23] [美]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頁。
[24] [美]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頁。
[25] 卓澤淵《法的價值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06頁以下。
[26] 曹沛霖《政府與市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66頁。
[27] 卓澤淵《法的價值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36頁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