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件使就是審理過程中存在的重實體而輕程式傾向。例如，很多案件是因實體存在錯誤的情況才啟動再審程式，而很少又為了程式而進入再審的。又比如上述提到的合議的省略。我也經常耳聞目睹法官們為了方便又少走了一些看似不必要的程式。而這種一味的追求辦事效率是建立在犧牲程式公正利益之上的。當前我國仍然存在重實體而輕程式的普遍現象，從此事件中便可見一斑。
在我看來，所有再現的知識法律意義上的事實，而非原始狀態的事實情況，審判上所能達到的只是法律事實，而不可能是原始狀態客觀事實。若干追求個案的絕對公正而犧牲整個民訴體系的程式利益將是得不償失的，更何況這種推測出來的法律事實也不一定與當時的客觀情況相符合。而只有通過公正的審判程式充分保護各方訴訟參與人的權利，保證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的確實性、充分性和合法性，給訴訟參與人以公正、民主、文明的感受和教育，才能最大限度地使司法裁判為社會公眾所認同和接受，形成社會公眾對國家法治的普遍信服和尊重。希望我們能儘快能走出這種誤區。
第五件事則是“終審判決不終極”的現象。申訴案件越來越多，抗訴率高居不下，這使得法官們經常做重複工作，工作壓力也無形增大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當事人不服判決，對法院的宣判缺乏信任感。這種不信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的法律意識淡薄。
一些案子在我們看來是非分明、輕而易舉而且法官也遵照了正當程式，適用法律也毫無錯誤，當事人卻還屢次來法院申訴，而且直接頂到了院長、庭長上面去了。再者還有向檢察院提出抗訴申請的，有向政府告狀的，有要求人大進行監督的。也許那些人確實很冤枉，或者他們的確受到了不公正的判決，當然我們並不排除這裡面存在著一些司法腐敗問題。但作為一個法院經過嚴格程式作出來的終審判決就應當具備其應當享有的權威性，否則法律是、就失去了它賴以存在的價值和作用。美國著名法學家哈羅德·伯爾曼曾經說過“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要想法律的作用得到發揮、價值得到體現、精神得到推崇，每個社會成員應具備的“法律信仰”是必不可少的，與此相反，一個國家的司法體系必然架空。
第六件事便是執行難的問題。基層法院作為執行的主陣地,擔負著全國80%的案件執行。但基層傳統的文化背景、特殊的地緣關係使得基層法院的執行現狀並不樂觀,案件的實際執結率不盡人意。我雖然不在執行局，但我的一些同學曾在那裡實習，我們私下裡經常交流，也不止一次的聽法官們提起過，所以還是又一定體會的。一個判決下來了，這個案子算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完結，只有等到判決的內容執行完畢才稱的上是完美意義上的結束。而我了解到的情況經常是判決內容得不到兌現。
一些當事人為了逃避責任往往採取欺詐隱瞞的作法。有的推脫欠債、有的轉移財產，還有甚者連假離婚都敢用。這便不得不讓人擔憂法律的威嚴和公信度的問題。執行難是全國性的問題。其中的原因很多，有執行的環境問題，經常秩序不正常等因素。也不排除執行法官的素質問題。我想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可以從以下考慮。首先 ，改革司法體制和完善法律制度，恢複製度系統的平衡。具體來講就是解決司法獨立性問題，減少部門和地方對司法活動的影響，增強法院的抗干擾能力以及進一步完善法律制度和統一信息管理制度加重對逃避法律責任、拒不履行法院判決行為的懲處力度，對於那些膽敢藐視司法權威的行為人，應當作為刑事犯罪來懲處，另外還需構建統一的信息平台使當事人無法逃避法律責任，也逃避不了法律責任。其次，加強法院自身建設。執行難的問題，雖然有體制和制度原因，但也有人為因素，特別是法官辦案的公正性因素。己不正豈能正人，這是最基本的規則和道理。
最後談談我自身的問題吧。通過連日來的學習讓我有了一個深切的體會：理論知識掌握不夠，很多理論上的問題都不是我目前就能夠理解的;實踐技能也不牢，很多基本社會方面的能力仍欠缺錘鍊。而且也不能很好的把二者融合起來。具體來講就是課堂上的教學側重理論知識的掌握，而對實踐方面卻很少涉及。這致使我們在實踐過程中經常捉襟見肘。
很多情況下，一些司法操作過程中的小事對我們來說都很陌生，也經常使我們感到束手無策。還是拿整理卷宗來說吧，它看似微不足道，但其中所隱含的規律卻不是一眼就能看懂的，其中的每一頁訴訟文書都是有其合理的擺放次序的。因此在這裡說句題外話，學習法律的最終目的是要面向民眾，服務大眾，為健全社會法治，為我們的依法治國服務的。高等法學教育在推進法治建設過程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其培養的具備一定基本理論知識，技術套用能力強、素質高的專業技能人才，將在社會上起到重要作用。現代的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是一個處處充滿規則的社會，我們的國家要與世界接軌，高素質法律人才的培養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