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是一個法治社會應有的權益保障，按照西方法治國家的律師與人口數相比，我們的律師數量還遠遠低於法治國家的要求，但也正如我所言。我並不傾向於僅僅是以數量和西方法治國家相比，比這些更為深切的原由是我們的司法需要和他們不可相提並論。還因我們的司法本土資源和他們的制度基因有著天壤之別。世人那樣去說律師的價值是以他們固有或是以他們所片面的了解信息得知的，而在實踐中親身接觸了律師的生存景況後卻是那般的思索萬千。
首先，在中國本土做律師，律師有時真的不是在為了法律的精神和原則前去為當事人利益考慮，而考慮更多的卻是關係和人情，這是中國化法治進程中特有的現象。
一個案件的雙方，一方的某某是局長，另一方的某某是另外一個局的局長，等案件到了法院的時候，這個案件即外化成了權利紛爭的舞台，因為雙方都會通過關係說話。這時展現彼此理由的事實即被權利所替代，而律師在此案中的角色定位我有時也在想，他們到底是在為了什麼而為當事人利益作保障。說按法律，這個案件本身就沒按法律辦，說按關係，這個案件裡面還是要暗含著法律的陰影的，因為法官在判決時總要找到相關的法律法規做鋪墊。很有意思的是，即使這個案件完全是個十足的法律錯案，在法官的判決中一般人也會認為這是個在法律上看來公正的判決，因為法官會在寫判決時經過特殊化的處理試圖為自己的法律錯案找到相關的法律法規做支撐，而且這種法律法規的支撐在有些法律人看來也是正確的，因為法官是在適用現行的法律辦案。
我們無力去說此種法律法規有問題。當然，這樣的案件總是很少的，也可能在我們實習的過程中一件也遇不到，而我想說的是這樣的案件不是說少了我們就慶幸了，我們理應慶幸的是這樣的案件在中國絕跡而不是僅僅說減少了。關於關係案或人情案對司法正義或是對司法公正的挑戰自不言自明，而考慮到中國特定的語境，法治的追求目標總是和世人的理想目標相去甚遠，連同律師的角色定位也遭詬病，我們就不得不思考，律師在辦案的過程中理應以何種姿態樹立自身的良好形象並讓世人尊敬這個職業進而敬畏這個職業即成為一個值得探討和思索的話題。
其次，中國的律師隊伍普遍要比法官隊伍整體法律技能高。這樣高水準的律師在向低水準的法官闡釋法律時難免會出現彼此的理解差異，又因為法官的“權利文化”作怪，律師往往在這一“博弈”處於不利的地位。因為，進入律師這個行業它的門檻水準高，原先的法官人員聘用制度都是內部考核，而讓自己考自己並因此而得到晉升的制度他的弊端是顯現的。而律師的行業準入度還是律師資格考試，而律師資格考試的試題難度和考核水平當然的要比法官的高許多。我們也當然不能以偏蓋全的就說法官的水準低律師的水準高，而僅僅是說這個準入的尺度至少說明了他們的前期能力水準的不一。
第二就是法官的工資待遇由國家負擔，對於法官的社會保障要比律師好的多，某一職業的待遇和薪水好且還沒有對此相配套的考核制度，那么此種職業人員業務水準的上升幾率即會很少。律師是自謀生路，他們的生活保障完全是考他們自己的業務水平，而且自己的業務水準總是和自己的生活水準相掛鈎，而在法院有的法官即使業務水準不強他還一樣的可以過上有保障的生活，就因為他處在這個被行政所壟斷的體系中可以享受到壟斷多帶來的利益。
當律師和法官對於法律的理解和認知不一時，雖然律師為了自己當事人的利益可具理紛爭，但此種紛爭的結果有時在還沒有開始紛爭時就已注定。又因為律師和法官的之間一個是“權利文化”的替代者，一個僅僅是當事人利益的替代者，而這兩替代者之間的利益紛爭往往在處於平衡時更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這個外在因素的影響有時竟是定性的，它可以使這個案件完全的倒向另一邊。
例如上述案件，假使另一方(老太太的親身女)找到關係說服法院(在這個說服的體系中說服了法院一般都可以說服法官，除非這個法官故意和打招呼的領導鬧矛盾不予照辦)，那么法官也可以將這個案件判決成，按照法律的基本原則和精神，“遺贈撫養協定”不能和本身享有贍養權的子女簽訂，所以此協定無效，為此法官即可以支持親身女的訴訟。從而在這個“權利文化”的對訣中，沒有權利身影的當事人天然的處於不利地位，既而承擔於己不利的法律後果。
再者，律師對於案件勝訴決定權的掌握並不是如他們當初向當事人承諾的那般堅定。有的律師總是在接到案件後向當事人承諾，此案一定贏，要是贏不了我可以少受或是不受律師費。這樣的承諾於當事人看來是大有好處，而最後真正的結果噹噹事人不願看到時，律師與當事人關於承諾的糾紛就此生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