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年月日，即法庭確定的此案第一次開庭前日，醫院既沒有向法庭提供答辯狀，也沒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證據。囿於××年月日開始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最規定的人身侵權損害賠償標準比以往較高。為了此案能適用這個司法解釋。我們在當日對此案作了撤訴的處理。最近一次開庭是在月日，法庭上醫院和我方向法庭提交了。法院沒有採納我方此案的性質是非法行醫的主張，而?定此案需要委託醫療檢定機構鑒 定。此案現在尚在我鑑定之中。
二、法律問題
本案中引起我興趣的也即本案的焦點問題：柯某的行為是否構成非法行醫行為，抑或非法行醫罪?非法行醫罪自被年刑法確立以來，在實踐和理論中仍存在許多問題。其中的犯罪主體就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正像本案所產生的問題一樣，在本報告中就此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如何判斷醫生已具備了執業資格、可以在合法的醫療機構從事診療、預防、保健業務?由於刑法沒有對醫生的執業資格作出明確的界定，因而導致了學者在理解時產生了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應以具體的特定的從醫證書來衡量其執業資格;有人則認為應以“行為人是否具備了在醫療機構中從事診斷和治療業務的條件”的抽象標準來衡量，至於行為人是否具備資格證書與執業證書在所不問。
我國的醫療人員為數眾多，技術水平有高有低、參差不齊，不同的專業對醫生的水平要求不一致，不同的地區在衡量醫療人員的醫學知識和技能時，其標準也不同，即使是同樣具有合法執業資格的人，其醫學技術水平也是千差萬別，因此，如果以是否具備了在醫療機構從事診斷和治療業務條件來判斷，則顯得過於抽象，難以把握。以高水平和高技能的醫療人員的標準，去衡量低水平的醫療人員，會過於嚴厲和苛刻，反之，則會放縱犯罪。
所以，國家在取捨時，選擇以是否取得國家授予的從業證書，作為是否具備執業資格的基礎性條件，不論行為人在其他人的評價標準里，其技能是高是低，但在國家評判層面，行為人特定的從醫證書的擁有，也就表明行為人具備了行醫的最基本的素質，同時也意味著其技術水平得到了國家的認可，避免抽象化的操作產生評價標準的不公平性與異質化，防止出入人罪。
那么，衡量醫生從業的具體標準又是什麼?對此，理論界有不同看法。一種觀點認為：“有醫生執業資格而未取得開業執照行醫的，不屬於非法行醫”;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醫生執業資格是‘醫師資格’和‘執業資格’的統一”。
綜合上述兩種觀點，可以看出二者的分歧集中在醫生執業資格的界定，是採用單一標準，還是採用複合標準，也即醫生執業資格是指僅取得執業醫師資格證書呢?還是指既包括取得執業醫師資格證書又同時取得執業註冊證書。我顯然贊同最後一種觀點。
醫生要從事醫療執業活動，首先必須是本人有能力從事該種職業，而一個人能力的具備與否，最客觀、最公平的標準是以行為人是否通過了醫師資格考試並取得醫師資格證書。但是，執業醫師資格證書的取得，只表明行為人具備了從事醫療業務的最基本的知識，並不代表行為人因此可以從事診療業務。因為，取得執業醫師資格的人，必須經過一定的考核期，由相關醫療機構出具醫療業務水平的鑑定，並申請取得醫師執業證書，行為人才有可能實際從事診療、預防、保健活動。
國家設定的執業醫師註冊制度，一方面是從形式上將國家的權利賦予給了個人，使醫生取得一種能力與資格的形式表征，醫生因此而被準入到相關的醫療活動中，國家不再對其加以主體資格方面的限制。與此同時，醫師執業證的取得也會產生一種對內與對外的效力。就對內效力而言，除非有法定的被吊銷執業證書的事由以及不適宜從事該醫療業務的情況的存在。
醫療部門與醫療機構不能隨意剝奪醫生從事相應的診療、預防、保健活動的權利，醫生有權在合法的醫療機構為一定的醫療行為;就對外效力而言，醫生執業證書的存在與取得，從形式上證明了該醫生執業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廣大公民也就能夠從外觀上判斷行為人的能力，並加以選擇。“雖然具有醫師的實質能力，卻未取得形式表征者，仍不能以醫師身份執行醫療業務。理由是不具有公信外觀(如未取得醫師證書或執業執照)，很難讓外界相信其具有執行醫療行為的能力。”
另一方面，從執業醫師資格證書的取得，到醫生取得執業證書並從事診療、預防、保健活動，並不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只有具備了一定的業務能力(這裡主要以醫療機構的實習水平鑑定為標準)的人，才有可能被批准取得醫生執業證書。因此，醫師執業註冊制又在一定程度上審查了行為人的實質能力，並將不合格的人剔除出局，切實保證醫療人員的業務水平能夠保障廣大患者的生命與健康安全，這也體現了國家權利賦予的封閉性與限制性。所以，醫生執業證書不僅具有形式上的意義，也具有實質上的意義;同時它也是國家賦予權利的開放性與封閉性、準入性與限制性的有機統一。《醫師註冊暫行辦法》第條第⒉款規定：重新申請註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