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為期四個月的實習生活已圓滿結束，在這段短暫而又漫長的見習期間可以說是讓自己受益非淺。說它短暫的原因是個人感覺監獄基層管理工作複雜且艱難，短短的四個月時間是絕對不夠進行全面學習更不用說掌握、探索之類了。說它漫長緣於我們的實習單位“甘孜監獄”。
地處高原，氣候惡劣、條件艱苦，有很多人的確很難適應這裡的生活。但無論怎么講我都還是一直堅持自己的信念，用各項規章制度嚴格來要求自己，始終如一的帶著用心學習的態度和踏實工作的原則圓滿地完成了這次實習任務。回憶這段特殊的學習時期，我的主要感受是以下“五個差別”：
一、學校學習與工作實踐的差別
通常來講在校的認真學習是為將來更好的工作打下堅實地基礎，但是當你真正走上工作崗位之後難免發現會有很多不宜操作之處。當然，這是每個人將面臨地一個轉型過渡時期，就像我們系主任(安主任)曾多次強調：要求我們要從一名士兵向一名學生做好角色轉變是一個道理。但是“說起容易做來難”，畢竟理論上的知識與實踐當中的操作的確還存在著很多實質性差別，下面舉三個我在實習工作中所遇到的真實案例：
一、少數規定與實際操作相衝突。兩名罪犯為了一點小事發生衝突並動起了手腳，當幹警在處理的過程中卻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而不得不中止。這個問題就是兩名罪犯誰都不承認是自己先動手打了對方，負責處理這件事的幹警採取了教育、開導、誘導，甚至後面還進行了威脅，包括告訴他們要調取監控錄像，但是這些對於罪犯來講都不管用。只到最後真的調取了監控錄像，確定了先動手打人的那名罪犯後再來詢問都還是不主動承認，在這樣的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我給了那名動手打人的罪犯兩巴掌，奇怪的是他馬上就承認了。對於這件事情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最後通過仔細觀察和向老乾警請教後得出的結論是：監獄規定要求幹警要進行人性化管理、以說服教育為主等相關政策在罪犯日常管理中，特別是“個別”罪犯管理中至少目前還沒有辦法完全實施。
二、教育改造與勞動改造相衝突。記得我們在參觀成都監獄的時候，監獄領導給我們介紹了他們的“育新學校”。“三大改造手段”當中教育改造和勞動改造也是並列存在的，可是在罪犯的現實管理當中我發現幾乎沒有教育改造且只有勞動改造。對於這個問題我也進行了觀察和請教老乾警，得出了兩個結論：一是每個監區每個月都有固定的生產任務，而監區所從事的廉價生產如果不進行加班就不可能完成規定的任務，但如果加班也就根本沒有時間來進行集中教育，更不用說課堂教育。二是目前警力嚴重不足，至少在“甘孜監獄”目前根本沒有專職的管教、教育幹事，所有人甚至包括監區長都得參加監區帶班並值班，在這樣的情況下幹警也根本抽不出時間和精力來對罪犯進行教育改造。
三、現有規章制度與當前社會群帶關係相互衝突。應該說現在監獄管理的規定、制度已基本健全，特別是在罪犯的行政獎勵與懲罰和法律獎勵與懲罰方面所採取的“九分制考核”、“嚴禁二十條”、“服刑人員行為規範”等相關規定在基層幹警中是相當認可的。但在實際管理操作中難免會存在所謂的“關係戶”，這本身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特別是在當前中國社會環境背景下更是不足為奇。但正是因為這樣導致很多時候基層幹警根本無法決擇輕重應向哪一方傾斜。
二、印象監獄與現實監獄的差別
以前總是通過道聽途說、電視熒幕得知監獄的一些不太真實的信息，所以在我印象中的監獄應該是非常陰暗、單純的場所。如果非得做個比喻那我感覺監獄的管理和設定就應該像部隊或者說學校一樣，物品擺放整齊劃一、日常管理工作由警官發號施令、罪犯休息時間相當之多，一般都用於學習或者佇列訓練為主。可是當我親身走進監獄之後才發現原來並不是這樣：首先是硬體設施是跟想像的不一樣，比如個別身體魁梧的罪犯會因為囚服太小而只能穿帶有標誌性的便服。再比如罪犯的住宿條件達不到指定的要求，加之空間受限、物品不夠統一、設施不夠齊全等問題導致根本無法進行標準的內務統一。其次是罪犯的生活跟想像的不一樣，在值班期間我發現，罪犯每天早上八點出工勞動，十一點半收工吃午飯，十二點出工勞動，十七點半吃晚飯，十八點加班，二十點半收工，二十一點收監，二十二點熄燈。為此我感覺這更像一個工廠招收了很多為了掙錢而拚命上班的員工在進行產品加工一般。
三、監管罪犯與其他管理的差別
其實“領導”一詞在國外很多人已經用“服務”來代替了，這說明現在的管理已經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我管你(我說你做)這么簡單了。據我所知現在就在我們國家也有很多單位、企業都在向這方面進行改進，目的只是為了更好地發展自己的團隊，換句話說也就是要想發揮出自己團隊的最佳作用，領導就必須做好犧牲的準備，因為你自己不為員工付出，員工就不會為你“賣命”，這樣雙方就會同時失去很多利益。但是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存在自由選擇和雙方得利的前提。
監管罪犯卻與之有很大的區別。首先是政治地位不一樣，監獄人員警-察管理好罪犯是國家和法律賦予的使命和職責，而罪犯則是法律給予其相對應的懲罰，所以幹警跟罪犯之間的關係是職責關係，而不是利益關係;其次是管理對象不一樣，監獄人民-警-察所管理的是正在接受刑罰執行的特殊人群，分析服刑人員犯罪的主要原因我個人認為大部分都在於利益(如盜竊、搶劫、非法買賣等)和義氣(如復仇、頂罪等)兩個方面，對於一個能為了利益和義氣願意犧牲人身自由的人絕對是抱有僥倖心理或者有其它心理有問題的人。跟這類人是不能用常人的思維進行相互交流溝通的(如上面所舉的打架的例子);再次是管理方式不一樣，常規管理過程中可以選擇辭退或請辭的方式，而監管工作是一種強制行為，幹警不能因為他確實不聽話或者沒有能力來管理他而將他釋放，只能絞盡腦汁的想辦法如何將他管理好，所以這也是幹警經常頭痛的一個難道;最後是管理範圍不一樣，常規管理一般只限於工作方面，對於愛好、習慣、生活方式等方面他們無權過問。而監管罪犯則是面面俱到，幹警要負責他們吃飯、睡覺、穿衣、購物、看並生產甚至是走路。用這樣的一種方式去管理一群人往往會使人筋疲力荊
四、藏族罪犯與漢族罪犯的差別
因為藏族罪犯(甘孜監獄現在有85%左右的罪犯是藏族)以前的生活中就有自己的很多民族特點，再加上生活成長的地區相對封閉，接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素質普遍較低，國家法律法規也宣傳地不夠深入，甚至有極少數罪犯到最後根本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到監獄服刑。通過觀察，我將藏族罪犯與漢族罪犯的差別總結為“七講七不講”：不講科學講信仰;不講-法律講宗教;不講知識講傳統;不講警-察講活佛;不講團結講家族;不講規距講習慣;不講道理講拳頭。
五、服從管理與管理罪犯的差別
對於“服從管理”和“管理罪犯”本身就是監獄人民-警-察一項為人處事的藝術，我想作為一名監獄人民-警-察如果能將這兩點做到不“顧此失彼”，那他將會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渡過完美的一生，並且能夠實現自己的最終理想。通過這段時期的實習生活，我自己也有對“服從管理”和“管理罪犯”的一種解釋：
服從管理：作為一個當過兵的人來講，我認為服從絕對是第一位的，換句話講無論上級下達的命令正確與否，首先在頭腦里的反映就應該是按照上級的意思去立即執行。至於該不該做、後果如何可能會放到後面去考慮。當然，如果上級下達了明顯錯誤的指示命令，那也可能會採取邊執行邊匯報甚至是越級匯報。但是，要知道領導是會很難得下達一次錯誤命令的，所以說上級的指示不應該有折扣、拖延現象，更不能出現藉口推辭甚至是當面頂撞的現象。
管理罪犯：在罪犯的管理上我始終堅持一個觀點——“人心都是肉長的”，我從來不相信有“油鹽不進”的人存在，管理罪犯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以感化教育為主。自己在實習期間把罪犯管理總結為三個方面：一是以身作則、親歷親為、以理服人;二是公平、公開、公正、一視同仁;三是以理服人、用制度管人。
以上是在這段見習期間的一點心得，純屬個人意見，如有不妥之處，敬請老師及同學們批評指正。
心得三：豫章監獄實習之心得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的司法模擬實踐教學與實習一共有模擬法院、檢-察-院和律師事務所工作流程的實踐活動，以及赴豫章監獄考察實踐活動這幾個項目，經過再三考慮，最後我選擇了赴豫章監獄考察實踐活動這個項目。出於這樣的一種目的：前面三個環節，都是與審判相關的環節，而最後一個項目卻是真的執行環節(相對於是刑事案件來說)，可以說是對前面三個環節的最終的總結與思考。而監獄這個還有一個特別的監督職能，具體說來就是減刑，是很值得讓人思考的。當然，選擇時考慮到的問題有很多，隨著實踐的展開，考慮到的問題更多，讓人獲益匪淺。
通過這次實習，對於一個自己原來十分空白的領域有了一定的補充。實習過程中，是對理論的一種印證性的思考，這必將對今後的理論學習有很大的幫助。而在整個實習中想到了以下一些問題：如果更好的改造犯人，犯人的人權問題以及現行監獄法的一些看法。
改造犯人應當由犯人家庭、監獄部門、社會的三方面的共同努力，幫助犯人建立希望，使他們中的更多人去除消極的改造態度，好好改造，爭取減刑機會，早日回歸社會。而這也是防止二次犯罪的一個重要措施。具體的操作中，認為可以建立一個專門的電台，連通監獄內外，通過這樣一個平台，實行一種互動：犯人可以向社會訴說自己的悔過，社會可以有更多人對犯人提供幫助與鼓勵(主要是心理層面上的)。或者還有很多更好的措施，只要是有利於犯人的改造，有利於促進社會的穩定的，都可以在實踐中印證並將好的實行。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通過這三因素的共同努力，使犯人更少，使犯人更好的回到社會。
不過現實中總是存在這樣的人，不會知道悔改，難以進行改造。這應該是犯罪學與犯罪心理學的理論上的一個長久的話題，有著很深的個人生活背景、心理發展歷程，以及社會系統的影響。這是一個尚在探討與正在努力追求解決方法的話題。也只有在上述三因素協作下，通過對犯人的不斷努力，才能找到有效解決措施。
與此緊密相關的是關於預防犯罪與改造犯罪。一個人從出生開始，除了其得到家人的關心、愛護與幫助之外，整個社會也應該對他的成長負責，給予其良好的成長環境，這才是從根本上預防犯罪的做法。現實是，這樣的社會環境不可能存在，只是在追求之中。而在人犯錯之後——嚴重是就是刑事犯罪進入監獄服刑以至死刑的剝奪生命權——如何補救?這才是一個當前最值得我們去思考的現實問題。所以，我們應該追求的是如何更好的平衡，讓每個人更好的認識這個社會，知道如何去適應它，去改造它。
犯人的人權問題。關於這個監獄內犯人的人權問題，現行的監獄管理要推行獄務公開，實施陽光工程，獄警不能以打罵的方式對犯人進行教育，而應以文明手段對犯人進行教育改造，這應該能說是監獄犯人的人權保護措施，是構建和-諧社會方面的一個重要體現。現實中的情況我們都不用多說。在此處，想說的是我們應該給予犯人多少權利?所給予的又是哪些權利?他們的義務又該如何?如果犯人堅決不進行勞動改造，不作為，我們又能如何對待他?這些問題，似乎還沒有一個讓人滿意的答案。我以為一個處於特殊社會地位的犯人，是從他嚴重侵犯了他人的權利那一刻開始，就應該對他的權利進行區別對待，這樣才能更好地維護社會的正義與公正，如果從社會契約的角度來看。如果為了一種應然的人權，而從實然上給予犯人更多的權利，會對監獄管理帶來多少不便?從而對多少人造成不公?會浪費多少有效資源?從社會經濟效益來看，這似乎有勃於法的效率與正義的平衡。
而對於現實中的監獄法，綜合上述的兩個方面，筆者以為其對實踐存在很大的阻力，還需要不斷的改進，以免對監獄的工作造成阻礙，使法律在經濟效益上產生負效益，失卻其應有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