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二開始，我就不再流連於校園裡的時光。儘管和京城媒體圈這個毀人不倦的染缸相比，南開大學裡的每一幀圖片，看起來都是如此的乾淨、純粹。
XX年9月11日，過去三年里我難以忘懷的一天。早上有課，我和同學在教室里百無聊賴地恭候任課老師大駕光臨，如常地閒扯、嬉笑，直到學習委員過來，不動聲色地把我拉了出去：“上學期你的政治經濟學掛掉了。”而那年，在不考慮這門意外的情況下，我本可以嘗試著伸手碰碰那份被世俗而盲目地誇張為大學生涯價值評判標準的獎學金。
於是，那天也成為我這21年來最不堪回首的中秋節。儘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極力避免在陌生人面前提起那次沉痛的打擊，但今天想來，我依然難以想像，自己曾經如何在那樣的心理高壓中度過漫長的18個小時，直到凌晨才在惴惴不安中精疲力竭地睡去。
此後我嘗試著用成績來彌補犯下的過錯。我辭去了校內一些看起來頗有“晉升潛力”卻實際上毫無意義的職位，開始安心地做那些符合傳統高校價值觀的事情——上課、念書、做習題，然後再進入下一輪枯燥的循環。是的，儘管我對這樣了無生趣的生活方式深惡痛絕，但至少還是從頗為可喜的習題正確率里聊以自慰地找到了一些或多或少的成就感。
但在期末考卷下發後的一分鐘裡，我意識到了這半年已全然枉費。和復旦習題集裡那些妙趣橫生的案例題型相比，我們依然在沿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考試方法，用對課本詞條和段落文字的強記程度來衡量學生掌握知識運用知識的能力。
不得不承認，對於我這樣從小就不能完整連貫地背誦《董存瑞》和《黃繼光》的理科生而言，要強迫自己去匹配身處的這套價值評估體系未免過於理想而極端。
索性，從大二下學期開始，我決定做自己喜歡做的和該做的事情。我沒有讓大一的慘劇重演，但我也沒有再對來自校方的獎勵寄予過任何期望，成績不高不低，算是能向家裡交得了差。同時，我開始看自己喜歡看的書報雜誌，寫自己喜歡寫的文字，想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情。
2012年4月3日，我開始寫自己的blog，簡而言之，就是網路日誌。一年之後，哈佛大學傳媒中心的記者問我：“你為什麼開始寫blog？(why did you start blogging?)”“因為可以與朋友或陌生人在網路上分享自己的想法( ‘cuz i could share my ideas with friends and strangers online.)”是的，動機只是如此簡單。
和所有人一樣，我開始在那塊空間上寫些雞零狗碎的事情，順便貼上隨手拍到的圖片。在現在看來，內容顯得粗糙而隨意，但托自幼成長於出版大院的福，文字還算是簡單易讀，版式和圖片的選取也算是不過不失——儘管我總是付之一笑，但很多好友總是向我提及：“當時總覺得你會去做媒體”。
人生中的許多選擇總是令人費解，同時又顯得順理成章。第一次去《經濟觀察報》開選題會，王晶問我，“學金融的怎么跑來做記者了？”“我看了四年經觀了，品牌依賴太強。而且至少做的是財經記者，也不算把專業全給扔了吧。”回答的時候想，如果做的真不是財經記者，估計老媽會打個電話來，把我罵個狗血淋頭：“你在南開三年都學什麼去了？！”
去年的一天，閒極無聊上網測字，程式說我“命中多有貴人相助”。我這人不信命，但現在能夠為自己喜歡的品牌工作、為自己的理想打拚並體會成長的快樂，確實應該感謝這些通過blog與我結識並以開放的胸懷來幫助、提攜我的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