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的套用窘境在現實面前總是被展現得異常清晰和易於理解，也許站在法學理論學說的角度，我們無從去應然的總結法律實務和法學理論的間隔，但當我們在實務中以自我的真實水平去檢驗自我的想像水平時，我想，在此期間由理想與現實的阻隔與差距所形成的感悟和慨嘆定必不可少，但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這些，比這些更重要的，也許可能是最重要的，我想應是理論經過實踐的檢驗並經審慎思考後所對我們未來前進方向的指引與規劃。下面是我在律師事務所實習的總結報告，對於實習感悟本身的敘述也許於我而言並不能代表我的真實水平，而關於制度和現實的理論思考我想才是我真正得到並將在以後的生活中指導我更為針對的學習和更為有效的鑽研的絕佳動力。
一如我在實習的第一天在日誌上寫的那般：“法律如果不被適用，那么它將形同虛設”。而在我們特定的中國語境中法律的欠缺操作性和技術性的障礙總是對律師的業務水準提出了空前的挑戰。按照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則——“如果不被法律禁止即可實施”，在當今的公民社會中，我國的私法卻又暗含著對公民社會的保障不充分和不周全。這也就在司法的實踐中造成了律師和法官對法律的理解不一，而理解不一的結果既是對案件的不同認知，由認知的不一所對當事人權益的充分保障在此就生出了障礙，這種障礙有時在我們制定法律時就已顯現，而顯現的障礙並不能導致相關利益主體割捨自身的利益，而由司法的實踐去檢驗障礙就成為必然。
例如，在我們所代理的一起“遺贈撫養協定”糾紛中，老太太和自己的養女簽訂了此協定，由養女負責自己生老病死的各種事情，而在其死後由養女繼承自己的遺產，而老太太的親身女卻以遺贈撫養協定不能和本身具有贍養權的人簽訂為由提起訴訟。按照我國繼承法的理論學說，遺贈撫養協定關係成立的相關主體應是本身沒有撫養權和贍養權的雙方，要是雙方本身具有撫養贍養關係就不必簽訂此協定。因為子女本身就對父母富有贍養的義務，這種義務是法律所規定的，且這種義務的履行並沒有相對應的“對價”予以對等。而在此案中，雙方簽署“遺贈撫養協定”既是屬於私法的範疇，且在法律上並沒有禁止此種協定，到底是認可這種協定還是按照理論學說不予認可即成為本案的焦點。我們傾向於認可此種協定，考慮的原因是：老太太與本身享有贍養自己的養女簽訂此協定，一是並沒有被法律所禁止，二是此種協定對於保障老太太的晚年生活有益無弊，三是此協定的內容與形式都沒違反法律的規定。假設老太太的晚年生活沒有一個人願意贍養，而老太太又想享受細緻周到的關懷，以此種協定去約束子女無疑是眾多選擇中最佳的。子女在沒有盡到贍養義務時老太太可單方面接觸協定，此種對於子女的約定約束是比法律的強制規定要好的多。當然我並不很是贊同將此種協定在社會推廣，因為我們的生活中還有些老人自己本身並沒有所謂的“財產”，或是自己的財產與子女的並沒有明確的分割，二是讓老人以財產的繼承要求子女贍養自己於情理上老人做不來。我們在向法官舉證說明時就是以上述的理由闡述，並詳細說明了此種協定的在法治的精神下並沒有被法律所禁止，私法自治的原則應是此案的最好見證。最後法官的判決是我們所期望看到的，更是我們所應看到的。私法的原則體現並不是僅僅停留在書面上更應以看得見的方式展現於現實社會。對於本案，本身並沒有太多涉及律師和法官認知上問題，我想在此闡述的是，對於法律的理解和解釋到底是基於什麼又在貫徹著什麼樣的原則性。法律沒有禁止的行為當事人踐行了，理論學說的意見是不予認可，而不予認可的學說又與私法的基本原則相違背。兩種利益主體的“解釋”都是在向本身於己有利的方面解釋，而我們到底以何種的理解和解釋原則才可避免法律適用的尷尬。作為律師，我想，首先的基本價值尺度應是按照法律的精神和基本原則理解和解釋，而不是僅僅站在自己當事人的角度分析。在法律的精神和基本原則與當事人的意願相違背時還應堅守法律的精神和原則。世人說，律師僅僅是為當事人說話的，在為了當事人的利益時律師可以通過自身對法律的狹義理解違背法律卻還是站在法律的原則下行事。而在我所經歷的種種律師辦案實踐中，試圖以我在學校中學到的理論和構想論證這種假設時卻顯得那般力不從心。中國的法治進程並沒——也更不是很如——我們想像或是他們想像的那般脆弱。律師是一個法治社會應有的權益保障，按照西方法治國家的律師與人口數相比，我們的律師數量還遠遠低於法治國家的要求，但也正如我所言。我並不傾向於僅僅是以數量和西方法治國家相比，比這些更為深切的原由是我們的司法需要和他們不可相提並論。還因我們的司法本土資源和他們的制度基因有著天壤之別。世人那樣去說律師的價值是以他們固有或是以他們所片面的了解信息得知的，而在實踐中親身接觸了律師的生存景況後卻是那般的思索萬千。
首先，在中國本土做律師，律師有時真的不是在為了法律的精神和原則前去為當事人利益考慮，而考慮更多的卻是關係和人情，這是中國化法治進程中特有的現象。一個案件的雙方，一方的某某是局長，另一方的某某是另外一個局的局長，等案件到了法院的時候，這個案件即外化成了權利紛爭的舞台，因為雙方都會通過關係說話。這時展現彼此理由的事實即被權利所替代，而律師在此案中的角色定位我有時也在想，他們到底是在為了什麼而為當事人利益作保障。說按法律，這個案件本身就沒按法律辦，說按關係，這個案件裡面還是要暗含著法律的陰影的，因為法官在判決時總要找到相關的法律法規做鋪墊。很有意思的是，即使這個案件完全是個十足的法律錯案，在法官的判決中一般人也會認為這是個在法律上看來公正的判決，因為法官會在寫判決時經過特殊化的處理試圖為自己的法律錯案找到相關的法律法規做支撐，而且這種法律法規的支撐在有些法律人看來也是正確的，因為法官是在適用現行的法律辦案。我們無力去說此種法律法規有問題。當然，這樣的案件總是很少的，也可能在我們實習的過程中一件也遇不到，而我想說的是這樣的案件不是說少了我們就慶幸了，我們理應慶幸的是這樣的案件在中國絕跡而不是僅僅說減少了。關於關係案或人情案對司法正義或是對司法公正的挑戰自不言自明，而考慮到中國特定的語境，法治的追求目標總是和世人的理想目標相去甚遠，連同律師的角色定位也遭詬病，我們就不得不思考，律師在辦案的過程中理應以何種姿態樹立自身的良好形象並讓世人尊敬這個職業進而敬畏這個職業即成為一個值得探討和思索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