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礪初心克服精神懈怠 篇1
內容提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對於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義。全要素生產率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配置效率，產業結構最佳化、企業競爭、創新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都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高質量發展，關鍵在於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完善有利於資源最佳化配置的體制機制和政策措施。
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緊迫要求。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對全要素生產率提出要求，凸顯出這一指標對於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重要意義。正確理解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內涵和要求，有助於找準改革關鍵領域，更好推動高質量發展。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
經濟史表明，全要素生產率的高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一國經濟發展成敗。我國改革開放前後發展績效的對比，也顯示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作用。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把提高勞動生產率即單位勞動投入創造的產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質量及可持續性的重要指標。這個指標具有高度綜合性，可以作為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標準。同時還應看到，全要素生產率能夠更好兼顧高質量發展的目的與手段，提供了可持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途徑。我們可以從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三種途徑認識二者之間的關係。
一是提高資本—勞動比。通過使用更有科技含量、更有效率的機器設備可以提高資本—勞動比，進而提高每個工人創造的產值。然而，提高資本—勞動比是有條件和限度的，如果提高速度過快，超過了勞動者技能提升的限度，就會出現投資回報率下降，結果反而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近年來，我國勞動力人口數量下降，普通勞動者工資加快上漲，很多企業傾向於使用更多機器設備。但在一些企業，工人的技能水平等其他條件沒有相應提升，反而導致投資回報率下降。
二是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經濟學家通常用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來度量人力資本，提高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顯著促進經濟成長。但勞動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顯著提高需要經歷較長時期。例如，以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高校擴招為代表的教育大發展，使我國成為世界上教育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即便如此，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人類發展報告》的數據，在1990—20xx年、20xx—20xx年和20xx—20xx年三個時間段，我國25歲以上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分別提高了1.7年、0.8年和0.5年。可見，人力資本提高對經濟成長的促進作用雖然顯著，卻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實現的。
三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學家在分解決定經濟成長的因素時發現，資本、勞動、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並不能完全解釋產出的增長，因而把生產要素貢獻之外的那部分增長源泉歸結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例如，我們對1978—20xx年的平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進行分析，發現資本積累、勞動力數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這3個生產要素變數只能解釋增長率的76.1%，餘下的23.9%則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由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條件下、通過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這些要素實現的，因此它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
我國改革開放的前30年與人口轉變的一個特殊階段相重合，這期間的人口變化特徵是勞動年齡人口快速增長，非勞動年齡人口則近乎零增長。這種“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的人口結構開啟了一個機會視窗，分別從高儲蓄率和高資本回報率、勞動力充分供給以及資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創造了人口紅利，並通過改革開放轉化為經濟高速增長。隨著20xx年以後勞動年齡人口轉向負增長，人口撫養比提高，傳統人口紅利加快消失，生產要素驅動的經濟成長難以為繼。因此，我國經濟要保持中高速增長、不斷邁上新台階，就必然要轉向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主要途徑的高質量發展。
全要素生產率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配置效率
借鑑發展經濟學研究成果，總結髮展中經濟體推動發展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可以發現，全要素生產率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配置效率。
產業結構最佳化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伴隨經濟成長發生的產業結構變化，是遵循生產率提高的目標和順序演進的過程。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產業進入高生產率產業，可以提高整體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很多關於我國經濟發展過程的計量分析也表明，在勞動生產率或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中，產業結構最佳化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78—20xx年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貢獻合計為56%，而其餘44%的貢獻便來自於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的重新配置。
企業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市場競爭機制下，有競爭力的企業生存壯大、沒有競爭力的企業萎縮消亡能夠促進資源最佳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一般來說，開發中國家會更多地從產業之間資源重新配置中實現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而已開發國家則更多地從企業之間資源重新配置中實現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在一些已開發國家，企業的進入、退出以及生存、消亡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可高達1/3到一半。
創新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學研究發現，創新會帶來規模收益遞增，企業能否擴大規模進而獲得更多的生產要素等資源，在根本上取決於其創新能力。這就意味著，創新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用非市場競爭的方法擴大企業規模或者人為挑選贏家，都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要求相背離。
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係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
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視角認識全要素生產率，為尋找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恰當抓手提供了有益啟示。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正是圍繞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改革所必須遵循的原則。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高質量發展，關鍵在於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完善有利於資源最佳化配置的體制機制和政策措施。
以政府“有形之手”構建和維護使市場“無形之手”充分發揮作用的體制機制。在巨觀層面，應建立以鼓勵企業創新和提質增效為導向的市場激勵機制。在微觀層面，政府無須尋找直接政策抓手，更不能人為挑選贏家。政府不能缺位也無法替代的職能是營造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允許自由進入退出的公平競爭機制和優勝劣汰環境。相關改革包括改善營商環境，消除經營許可和要素獲得方面的所有制和規模歧視，打破行業壟斷、進入壁壘、地方保護等。
消除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其中，戶籍制度改革紅利最明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可以促進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領域向高生產率領域轉移，最佳化資源配置，進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我們研究表明，從勞動力流動中每獲得一個百分點的全要素生產率改進，可以實現同等幅度的經濟成長率提高。
在繼續加大技術研發和教育培訓投入的同時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在任何時候，技術進步都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源泉。而人力資本除了直接成為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源泉，還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必要條件。
完善有利於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政策機制。如果各項經濟政策分工不清晰、運作不協調，財政、貨幣政策等短期調控政策在執行反周期職能之外，被賦予刺激中長期經濟成長的產業政策職能，往往會造成槓桿率高企、產能過剩等問題，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市場選擇贏家的資源配置原則。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有利於從目標和手段上把財政、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區分開，使其各司其職、協同配合，更好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砥礪初心克服精神懈怠 篇2
抗擊疫情這段時間，有時過得很慢，慢到半夜值班歸來手要很長時間才能暖過來。有時又過得很快，快到下村沒多久天就黑了。細細回味，在抗擊疫情的這段時間，仿佛經歷了一場特殊意義的“四季輪迴”。“春”，是無限的希望。“全體脫產幹部馬上到大會議室集合!”鎮政府大院裡傳來了急促又清脆的腳步聲，像是出征前鳴起的戰鼓聲，那么的鏗鏘有力、催人奮進。疫情面前，每位基層幹部時刻保持“備戰狀態”，全力以赴抗擊疫情。“我老了，走不動了，把這1000塊錢捐給村里，給值班人員買點吃的和用的，也算是為社會盡一份力量，相信疫情一定會過去!”，說完老人顫抖的雙手把錢遞給了村幹部，這是一位96歲新中國成立前老黨員懷著堅定的信念激勵大家，要滿懷信心和希望抗擊疫情。“夏”，是火紅的驕陽。“抗擊疫情，人人有責，我也要報名……”。連日來，各村湧現出了許多“紅馬甲”，他們在不停忙碌著，有的入戶幫助村民測量體溫，有的宣傳疫情防控知識，還有的堅持每日坐班值守。此刻，這些愛心志願者的心仿佛在沸騰著，把行動付諸於抗擊疫情，用愛心築起了一道道抗“疫”防線。“秋”，是愛心的收穫。“快下高速了，先不回家了，我直接去村里”，載著20箱84消毒液的一位
企業家在電話里對妻子講道。八方支援，共抗疫情，疫情發生以來，越來越多的捐助送到基層幹部手中，這其中有幫扶單位、愛心人士、黨員、鄉賢及貧困家庭，他們從四面八方匯聚而來，只為了一個目的——助力抗擊疫情。是他們，讓基層幹部的“糧草”更加充足，“裝備”更加精銳。“冬”，是嚴寒的堅守。正值疫情嚴峻時期，大雪席捲而來，村幹部、值班人員們非但沒有鬆懈，更是自我加壓、嚴陣以待。大家冒雪張貼溫馨提示明白紙，嚴樹正確社會輿論導向。值班人員堅守崗位，雷打不動坐班值守，24小時做好應急處理。他們，迎著飄舞的雪花，冒著刺骨的寒風，用實際行動踐行初心和使命，如冬日裡的暖陽溫暖著千家萬戶。
砥礪初心克服精神懈怠 篇3
內容提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帶領人民實行改革開放。為了快速發展生產力和商品經濟，需要調整所有制結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和各種生產資源。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思想不斷解放、理論不斷創新、實踐不斷推進的改革發展過程中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歷史性成就表明，既不搞單一公有制也不搞私有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巨大成功。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這一主要矛盾，仍然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
在改革開放40年不斷推進的理論與實踐創新中，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無疑是一項重大成就。正如所指出的，“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關係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基本經濟制度，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
調整所有制結構，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針對過去把家庭副業、集市貿易等也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加以限制的做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這為個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依據，為調整所有制結構打開了突破口。
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脫胎於生產力極端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私有制的存在，既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又是生產力發展不夠高的結果。在原始社會生產力極端落後的條件下，不可能存在私有制;同樣道理，在社會主義社會要以公有制完全取代私有制，必須以生產力高度發展為條件。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的問題時明確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帶領人民實行改革開放，著力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就需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和各種生產資源。為此，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立足中國實際，大力調整所有制結構，改變原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模式，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既鼓勵和引導國內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發展，又積極引進外資企業來我國發展。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是為了解放被傳統體制束縛的生產力，需要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為此，既要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又要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從一開始只允許個體經濟存在與發展，到允許私營經濟發展，再到鼓勵外資的引進與發展;從界定非公有制經濟是公有制經濟或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到強調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從實踐中的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到在理論上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明確“兩個毫不動搖”;從市場調節和市場經濟概念的提出，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再到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一個思想不斷解放、理論不斷創新、實踐不斷推進的波瀾壯闊的改革發展過程。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和發展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在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提出的。在實踐中，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在增加供給、滿足需要、擴大就業、增加稅收、搞活經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理論上，還需要突破社會主義與私有制不相容的傳統觀念，進一步推進思想解放。我們黨根據我國生產力落後的國情，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這一理論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提出。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系統論述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說明了當時的國情：我國10億多人口，8億在農村，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還存在落後於現代水平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業。還存在大量貧困人口和不少文盲半文盲。與基本國情相聯繫，進一步闡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解決這一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徑，就是大力發展生產力，發展商品經濟，利用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的作用。為了快速發展生產力和商品經濟，就需要進行改革開放，就需要調整所有制結構，既不搞單一公有制，也不搞私有化，而是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我們進行的改革，“包括以公有制為主體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以至允許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實際狀況所決定的”。這裡肯定了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並對其積極作用進行了論述。1997年黨的xx大報告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xx大以來，多次對我國基本經濟制度作出重要論述，指出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確立的一項大政方針，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基礎上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具有多方面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首先，它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成果，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其次，它指導我們推進社會主義建設要從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第三，它為在公有制為主體條件下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第四，它為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制度前提和積極因素;第五，它為我國消除貧窮落後、解決溫飽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了理論基礎、提供了現實條件。
在新時代繼續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與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密切相關。其中，既有以國有經濟為主的公有制經濟的貢獻，也有非公有制經濟的貢獻，表明既不搞單一公有制也不搞私有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巨大成功。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新時代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這一主要矛盾，仍然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
首先，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沒有改變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製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應當認識到，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都是不可替代的，要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依法監管各種所有制經濟。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關係，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的，要促進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良性競爭、相互協作、共同發展。黨的xx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於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於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這是我們黨對我國基本經濟制度認識的進一步深化。
其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意味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而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必須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相對於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言的。原來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產力非常落後，連低端低質的供給也不能滿足人民低水平的物質文化需要。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中高端生產力相對不足，低端低質產品過剩而高端高質產品供給不夠充分，不能滿足人民提高了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形成了供給和需求新的不平衡。還應看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最佳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也需要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把各種所有制經濟的活力和動力都充分激發出來，共同致力於高質量高效益的發展，共同推動更平衡更充分的發展。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到20xx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