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務長挖柳——讀《離太陽最近的樹》
（《離太陽最近的樹》是人教版中職語文第四冊（基礎版）第一單元的一篇課文）
讀畢淑敏《離太陽最近的樹》，第一次約略知道西藏阿里“早已掘淨燒光，連根須都煙消灰滅了”的紅柳林。
她在那裡當兵時，有一天司務長布置任務，叫全體打柴去——挖紅柳當柴火燒。司務長說，“拉一車汽油上山，路上就要耗掉兩車汽油。焦炭運上來，一斤的價錢等於六斤白面。紅柳是不要錢的”。
司務長的成本意識還很不錯的，似乎紅柳不是自己身上的事，這不是強盜邏輯嗎？這是阿里的事、國家的事，更是人類的事啊。你為了自己今天燒飯不要錢，阿里人、全人類子子孫孫要賠上無窮無盡的錢吶！也許期滿了，你走人，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而阿里人走得了嗎？人，能走得了嗎？走得出阿里，不還是宇宙中的一員。條塊分割、部門保護、地區保護，總是嚴重製約著我們整體工作的開展。
不可否認，司務長也是為生活所迫，為大家著想，要燒飯吃。但好心也能辦成壞事，不能辦成壞事呀，更不能因為沒有起碼的常識與見識，做了壞事還自以為功。我們的法務部門在處理“長”們的類似問題的時候，顯然也有好心地辦壞事的時候，有意無意去遷就還要冠冕堂皇地說是“情有可原”。
司務長在軍屆到底什麼級別，我不知道，就因為是“長”，所以可以布置任務，而且因為是“布置”的任務，所以“全體”都得去執行且完成嗎？在中國，民主進程滯後，為頭為長的都多少有些說話權，實際上是話語霸權、指揮權。“長官制”要是失去了民主監督，類似“紅柳”的災難就不能倖免。有多少人只注重為官一任任內的事，許多項目在當時的確很能顯示某些官員的政績，可是也不乏事後根本就是浪費的，甚至還給當地人帶來了災難深重的後遺症。
她也曾反對過司務長的做法，不過還是沒有能夠阻止住。是自己太孤單，還是自己也底氣不足？中國缺乏振臂一呼的闖將，更缺乏應者雲集的民眾。不知者不為罪，在真理面前我們知者絕不能示弱，孟子說“知而不爭，不可為忠；爭而不得，不可為強”。人類歷史的進步，少不了仁人志士“爭得”“為強”來推波助瀾。如果自我寬心，反正執行任務、落實工作是全體行動，挖柳的隊伍“浩浩蕩蕩”，那么這種“不得”其實也不只是示弱，更是明知故犯的罪過呀。
她抗拒的理由是“它是活的，是生命”，無可否認生命是要尊重，就是現在還是有人做不到。史懷哲領諾貝爾獎時呼籲，反對“將所有的生物分為有價值的與沒有價值的、高等的與低等的”，反對“評判生物當中何者較有普遍妥當性所根據的標準，是以人類對於生物親疏遠近的觀感為出發點”。而不是生命的呢，難道我們就可以袖手旁觀，甚至傷害得問心無愧嗎？
看到“司務長”，我又想到了另一位“長”——住持王圓籙。現在，我們更多的人是從余秋雨《道士塔》知道，道士王圓籙是敦煌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而畢淑敏並不曾交代司務長的真實姓名。是她怕得罪了自己當年的長官，還是出於個人感情的尊重？如果說一個知名作家在傳達這樣一些信息的時候，都是如此半遮半掩、感情用事，那么，我們這個社會還奢談什麼文化良知？輿論監督還奢談什麼深廣度、透明度？綜合治理還奢談什麼硬拳出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