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筆者看來，中國並不缺乏科技資源和實現科技創新的能力，而是缺乏必要的制度激勵與約束。要使科技創新真正植入經濟機體之內，制度建設必須提到議事日程：首先，應當規範政府的財政投入和採購制度。除了對財政的科技投入進行硬指標約束外，政府財政每年應當列出專項資金指向對自主研發產品的購買，特別是在同類產品中優先考慮對新技術產品的採購；其次，設定嚴格的產業“技術壁壘”。明確規定行業內企業的技術投入指標以及產品的技術含量，迫使企業增加科技開發的投入，造就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第三，重構經濟成長的評價制度。將技術對經濟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效果納入經濟成長的考核指標之中，為此應當建立起一個能體現自主創新能力的統計指標體系以及制定不同區域和行業的評價標準。
產業範式的更新
以市場換技術、用資源換資本是改革開放之初資本嚴重短缺的中國所作出的一種無奈選擇。雖然這種大規模引進外資的方式造就了中國龐大製造業的生猛形象，但同時也將我們推到了國際產業鏈的最低端。這種結果的最大可能是，中國產業發展的主導能力被大大弱化，並勢必陷入被他國裹挾和鉗制的尷尬境地。而最可怕的是，我們會滿足於國際加工製造業基地的榮耀，自困於傳統工業化發展思維，忽視新的國際產業鏈的形成及其進一步演變的新趨勢，從而可能最終陷於自我邊緣化的困境之中。
必須明確，基於知識革命發生和全球產業分工重組的國際產業鏈已經出現明確的升級趨勢，即國際產業鏈中的上端知識產業和下端現代服務業成為強勢產業並支配全球經濟，加工製造業正在被次邊緣化。美國政治學家理察·羅斯克蘭斯教授把世界上的國家分作兩類，一類是依靠製造業過日子的“體力國家”，一類是依靠研發、設計、行銷過日子的“腦力國家”。不言而喻，“腦力國家”主導世界經濟並支配“體力國家”已經成為大勢。而值得玩味的是，最近韓國《朝鮮日報》提出，韓國要用“腦力”戰勝中國的“體力”，用韓國的“頭腦”指揮中國的“身軀”。無獨有偶，印度人也提出，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印度要成為世界辦公室。如此輕視性語言讓我們似芒刺在背。
顯然，中國經濟必須從國際產業分工的低端狀態中解放出來，並抓住新一輪國際產業新裂變的機遇，確立新的產業戰略定位。為此，我們應當實現觀念的更新和升級。其中，最關鍵的是要走出片面強調比較優勢理論而形成的一系列認識誤區，調整基於此理論之上的政策措施。應當明確，比較優勢理論雖然是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學家提出的，但已開發國家主要是將這一理論推銷給開發中國家，鼓動開發中國家發揮資源豐富、勞動力低廉的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資源消耗型產業；已開發國家自己卻沒有真正去發揮比較優勢，而是注意通過集聚人才、資本等高端資源形成參與國際競爭的集聚優勢。範文中國,原創範文樂園
師夷長技。未來中國的產業選擇應當突出非物質性產業成長。特別是要舉力扶持技術開發、創意活動、標準化、信息傳播等為主要元素的知識型產業，以形成自己在國際分工中的強勢地位，進而拓展可持續發展空間。與此同時，在虛擬經濟倍數增長的今天，中國應當加大激活金融業的力度，沒有一個富有競爭力的金融業，中國可能就無緣分享到虛擬經濟發展的最新成果。（作者：廣東技術師範學院管理學院院長張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