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xx屆六中全會重要意義的認識三
金秋十月，一個豐收的季節。我們黨剛剛隆重慶祝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又迎來黨的xx屆六中全會。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指出，“弘揚偉大長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長征路，必須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全面從嚴治黨，為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而矢志奮鬥。”長征永遠在路上，全面從嚴治黨也永遠在路上。黨的xx屆六中全會把主題聚焦到全面從嚴治黨這一重大問題，深刻總結以來管黨治黨的新經驗，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將為新形勢下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強化黨內監督提供新的制度遵循，進而開啟全面從嚴治黨的新時代。
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六中全會，主要聚焦意識形態、黨建問題
六中全會，是指黨的中央委員會召開第六次全體會議。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共召開了7次六中全會，分別是：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6年9月28日召開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1990年3月9日至12日召開的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民眾聯繫的決定》;1996年10月7日至10日召開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20xx年9月24日至26日召開的xx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20xx年10月8日至11日召開的xx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xx年10月15日至18日召開的xx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的7次六中全會，有3次研究意識形態問題，3次研究黨的建設問題(分別是十三、六、七屆六中全會)，1次研究社會建設問題。可見，改革開放以來六中全會主要聚焦意識形態問題、黨建問題。為什麼呢?這與歷次中央全會的不同安排有關。現行黨章是1982年黨的十二大制定的，規定“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舉行一次。”由於黨代會召開後，需要實現黨中央的領導層更替，故一中全會主要任務是選舉黨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二中全會一般聚焦國家機構人事安排和行政機構改革。新時期，我們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相應地，三中全會往往研究部署經濟問題。而五中全會剛好趕上五年規劃結束之時，故一般研究五年發展規劃問題。而意識形態、黨建問題又十分重要，每隔五年應該進行部署。所以，黨建問題一般在六中全會或四中全會研究部署。如：xx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對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作出部署;xx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新形勢下黨的建設進行部署。
為什麼xx屆四中全會不研究全面從嚴治黨?
常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xx屆和xx屆四中全會都是研究黨建工作，為什麼xx屆四中全會不研究全面從嚴治黨，而非要等到六中全會才研究?
這與黨中央的戰略部署有關。黨的提出了到20xx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那么，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呢?一個重要方法，就是黨中央通過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來進行研究部署。20xx年11月9日至12日召開的xx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xx年10月20日至23日召開的xx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xx年12月，在江蘇調研時，把全面從嚴治黨與其他“三個全面”一道，提出了“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強調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20xx年10月26日至29日召開的xx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至此，六中全會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這在情理之中，從而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每一個“全面”進行了部署，使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戰略布局臻於成熟。
xx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也與黨建有關
這次六中全會重點聚焦全面從嚴治黨，並不等於說，其他中央全會不研究黨建工作，與黨建無關。黨中央治國理政，原則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以來，特彆強調，黨建工作要與中心工作一起謀劃、一起部署、一起考核。不僅這么說，也是這樣做。以來召開的歷次中央全會，都對黨建工作進行部署。比如，xx屆三中全會把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納入全面深化改革，強調要“緊緊圍繞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並對黨的建設制度改革、作風建設、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等作出具體部署。四中全會也涉及到黨建工作，把“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目標之一，並具體從依法執政、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提高黨員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等方面作出部署。五中全會也與黨建有關，明確把堅持“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為“十三五”時期的指導思想，強調堅持黨的領導“必須貫徹全面從嚴治黨要求”。這是“全面從嚴治黨”首次寫進中央全會檔案，從而把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正式上升為全黨意志，並作為“十三五”時期必須堅持的指導思想。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執政近4年，為六中全會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
至今，以同志為的黨中央執政近4年，在管黨治黨方面積累了新經驗，為六中全會研究全面從嚴治黨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黨的以來，針對管黨治黨中存在的失之於寬、失之於松、失之於軟問題，黨中央出台八項規定，整治“四風”，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在全黨開展黨的民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堅持以德治黨與依規治黨相結合，弛而不息、持之以恆地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開創了黨的建設新局面，也進一步深化了我們黨對新形勢下從嚴治黨規律的認識。20xx年10月8日，在黨的民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明確提出要“全面推進從嚴治黨”，並對新形勢下推進從嚴治黨提出了八點要求，即落實從嚴治黨責任、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堅持從嚴管理幹部、持續深入改進作風、嚴明黨的紀律、發揮人民監督作用、深入把握從嚴治黨規律。這八點要求，實際上初步勾勒了全面從嚴治黨戰略的輪廓。20xx年1月12日，在xx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講話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核心是加強黨的領導，基礎在全面，關鍵在嚴，要害在治。”這一論述，深刻揭示了全面從嚴治黨的科學內涵和具體要求，也反映出我們黨對全面從嚴治黨認識的進一步深化。
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夯實全面從嚴治黨的基礎
全面從嚴治黨，從哪嚴起、從哪治起?明確指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基礎。黨要管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在長期實踐中，我們黨形成了以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民眾、批評和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嚴明黨的紀律等為主要內容的黨內政治生活基本規範。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黨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在1980年3月，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堅持黨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嚴格遵守黨的紀律”等十二條具體規定。應當說，這部準則對於新時期清除十年“文革”的負面影響、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具有積極意義。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經濟基礎、社會結構等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黨員結構、黨的活動方式等也發生新變化，黨內政治生活也面臨著新情況、新問題。因此，有必要根據新情況，特別是以來的新經驗，制定一部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準則。
強化黨內監督，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加強黨內監督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貫要求，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中國共產黨執政，是作為唯一的執政黨長期執政，容易受到權力的腐蝕。執政黨黨內的監督顯得尤為重要，可以說是各種監督形式中最基本的、第一位的。指出，要“強化黨內監督”，“確保黨內監督落到實處、見到實效”。以來，黨中央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一個重要路徑就是強化黨內監督，特別是強化紀委的監督作用，通過調整紀委機構設定、加強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實行中紀委派駐機構全覆蓋、加強巡視監督等，落實紀委監督責任，有力地發現了一大批違紀違法案件線索，查處了一批大案要案，充分顯示了黨內監督的威力。現行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是20xx年頒布施行的，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隨著形勢任務的發展變化，《條例》與新實踐新要求也存在不相適應的問題。黨的和xx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對加強黨內監督也提出了明確要求。因而，有必要根據新情況、新經驗和新要求，修訂黨內監督條例，為新形勢下加強黨內監督提供制度遵循。
xx屆六中全會的召開，是對新形勢下全面從嚴治黨的再動員、再部署，將深入總結以來我們黨管黨治黨的新經驗，實現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和黨內監督條例這兩個黨內法規的與時俱進，進一步紮緊制度的籠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管黨治黨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必將開啟全面從嚴治黨的新時代。只要我們黨牢牢把全面從嚴治黨抓在手上，落實在行動中，就一定能夠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帶領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