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個“變”並非僅是經濟和產業結構上的，發展方式的轉變主要是從現在的投資驅動型轉向消費驅動型，而消費從而內需的提升根本有賴於收入，收入又與就業和財產的分配有莫大關係。事實上，中國的結構調整是一個整體，除了經濟和產業結構外，還包括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和分配結構等。就目前來看，民眾最關注的是分配結構尤其收入分配的不公和差距擴大。如溫總理所說，它關係到社會的公平正義，是政府的良知。在這一問題上，國家發改委最近向全國人大提議從四方面，即增加農民收入、扶持低收入群體、提高職工工資收入、加強個人收入調節來調整，“兩會”應該對此做出一個具體的安排。
住房是最大的民生，教育不公和醫療不公都與民眾的切實利益掛鈎，還有暴力拆遷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高度重視。所以，作為國家政治生活中民眾參與度最高的“兩會”，人大和政協應該運用自身的權威，制定一些基本的法律和制度，給民眾以希望和信心。
我認為，這次的“兩會”給人民信心，給人民鼓舞，相信我們的國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定會走向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