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將滲透到從科學立法到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各個環節，將全方位覆蓋國家、政府與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將更加注重法治建設的民主性與科學性的統一，將努力實現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互補契合，將對領導幹部的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這也意味著，依法治國作為國家治理基本方略與根本保障的重要地位更加凸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大戰略布局中發揮更加深刻的影響
黨的xx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治國方略以來，xx大、xx大、十八大都對“依法治國”作出重要部署。剛剛閉幕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是對黨的xx大以來“依法治國”基本治國方略的繼承與發展，也是在新形勢下全面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莊嚴承諾，為我們明確了法治建設整體推進、共同發展的基本思路。這也意味著，下一階段依法治國的工作重點將放在“全面推進”上，我國的法治建設將呈現出一種全方位、全覆蓋的大格局與新氣象。那么，怎樣準確理解“全面推進”這四個字的豐富含義呢?
更加注重依法治國的全局性、整體性與系統性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可以用“無法可依”來形容當時中國法制的狀況。在法制基礎相當貧弱的條件下，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當務之急就是加強立法、解決有法可依的問題。因此，改革開放30多年來，“加快立法”、“加強立法”一直是我國法治建設的指揮棒和工作重點。“立法先行”與“立法先導”在一定程度上亦成為長期以來支配我國法治發展的基本思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之後，即在所謂的“後法律體系時代”，如何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必然成為我國法治建設的新挑戰與主要任務。在依法治國的整體布局之下，實現立法與執法、司法和守法的全面推進、協同發展，理所當然成為新時期推進法治進程的必然要求。
十八屆四中全會對當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工作格局進行了整體部署，涵蓋了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方方面面。即通過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通過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努力做到嚴格執法;通過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制度、最佳化司法職權配置等一系列舉措，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通過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通過推進法治專門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通過加強和改進黨對法治工作的領導，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的全過程。上述六個方面的任務整體推進、系統發展，共同構成了當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系統布局與整體格局。
更加注重立法與法律實施的對應性與協調性
立法是依法治國的起點，執法、司法、守法是依法治國的全面展開與實現。法律的生命在於被賦予真正意義上的實施。法治的目標與價值最終需要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來實現。如果靜態的“法律體系”不能轉變為真正意義上的動態“法治體系”，如果法律不能擁有行動的力量，那么，法治的價值無從實現，法治的權威也就樹立不起來。換言之，儘管有規模宏大、形式完備的法律制度體系，而實踐當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普遍違法、徇私枉法、有法不依、違法不究的現象，法治還只是停留於“應然”層面，而並不對實際的社會生活產生影響，那么，依法治國還只是一個美好的夢想。故此，十八大以來，xx同志多次強調憲法與法律實施問題，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制定出一個好檔案，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關鍵還在於落實檔案”。十八屆四中全會也強調“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施”。
立法與法律實施的有效對應與協調，首先要求有“良法”，然後才是對其的普遍實施與推行。“良法”是法治的前提，也直接關係到法治建設的成敗。就此，十八屆四中全會首先提出“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要求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強調立法工作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實現立法和改革的相銜接，充分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在此基礎上，四中全會著眼於具體的行政執法體制和司法體制改革，注重從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健全依法決策、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權基準等制度設計保證政府嚴格規範公正執法;從完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和司法管理體制，規範司法行為，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等方面保證公正司法;從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等方面推動全民守法。一言以蔽之，即強調通過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來推進依法治國各項工作的實效性，從而實現立法與法律實施的內在契合與協調統一。
更加注重“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共同發力
十八屆四中全會繼續強調，“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法治政府，強調政府權力的設定和取得要有憲法與法律依據，政府權力的行使嚴格依照法律規定，要求政府行為符合合法合理、程式正當、權責統一、誠實守信等原則。法治社會，重心在於強調社會成員行為的法治化，要求社會成員有良好的法治素養和遵守公共規則的習慣，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通過作為社會管理者的政府與被管理者的社會兩方面力量的共同推進、相互支持方能實現，而絕不可能僅憑政府就能夠獨自完成。簡言之，依法治國不是政府一家的“獨角戲”，而是政府與社會共同合作的一場演出。它不僅需要通過大力推進法治政府建設、保證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來實現，而且要以法治社會建設、在全社會培育法律意識和提升法律信仰作為依託和支撐。故可言，只有讓法治成為一種全民信仰，民眾才能認同法治的實踐力量，法治社會才能得以建成，法治政府建設才有堅實的保障。
更加注重法治民主性與科學性的內在統一
依法治國，應在民主與科學的原則指引之下全面推進。民主是法治的正當性基礎和價值依歸，科學是法治的理性內涵與內在要求。民主原則要求法治建設體現民意、順應民心、以人為本，與社會公眾保持密切聯繫。科學原則要求法治建設從當代中國國情出發，符合法治發展的內在規律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民主性使得法治能夠最大程度獲得社會成員的擁護，科學性使得法治能夠保持相應的客觀與理性。只有真正以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推動法治建設，實現法治建設的民主性與科學性的統一，才能開創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局面。
民主原則與科學原則滲透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每一個環節。就民主立法，四中全會強調，要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的理念，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使每一項立法都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保障公民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從科學立法角度出發，四中全會提出，增強法律法規的及時性、系統性、針對性、有效性，立法要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為推進嚴格執法，四中全會要求建立權力清單制度、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以及專家論證、風險評估等制度，從而保證了相關執法行為的科學性與準確性;為保證公正司法，四中全會重申“努力讓人民民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全民守法，四中全會強調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要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更加彰顯“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相輔相成
法律與道德都是規範人們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就其本質而言，法律是一種制度化的“硬約束”，是一種外在的“他律”。道德則是一種“軟約束”，是一種內在的“自律”。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國家強制力規範民眾的外部行為，道德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感化民眾的心靈、提升民眾的認識與覺悟。從二者關係來看，法治與德治相互補充、互相支持。沒有法律強有力的保障，道德的高樓大廈將會坍塌，沒有道德的正義指引，法律有可能助紂為虐、淪為作惡的工具。故可言，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難以獲得民眾的尊重和擁護。沒有法律保障的道德可能是一種虛無的空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律與道德缺一不可。唯有堅持法治與德治相結合、德法並舉，才能實現真正意義的善治。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必然選擇。XX年，xx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就依法治國進行集體學習時就強調，要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把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做到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十八屆四中全會又專門指出，要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必須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必須在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範作用的同時充分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故此，四中全會就增強全民法治觀念、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提出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與主動性的要求，強調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等社會道德規範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強調提高法治工作隊伍的思想政治素質和職業道德水準。
更加強調依法“治官”與依法“治民”二者不可偏廢
長期以來，由於受到封建人治思想影響，一些領導幹部持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即“法是管老百姓的官法王法”、“法就是馭民之具”，“權大於法”的“法外特權”思想在實踐當中還相當盛行。然而，現代法治的核心要義就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權”，即將“官”的權力制服在法律的“籠子”里。領導幹部的行為是社會大眾的指標，如果期望民眾能夠遵紀守法，領導幹部必須首先作出表率。這就是古人說的“治國者要先受治於法”和“民以吏為師”的道理。在此意義上，領導幹部嚴格守法是民眾守法的前提條件，也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
十八大以來，xx總書記多次要求各級黨員領導幹部帶頭厲行法治，號召廣大領導幹部樹立法律許可權不能突破、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法治觀念，要求領導幹部始終對憲法法律存敬畏之心，堅決反對任何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門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帶頭遵守法律，帶頭依法辦事，不得違法行使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並通過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監督領導幹部不得隨意干擾司法。為把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的能力的要求落到實處，四中全會提出，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幹部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實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體系，並且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幹部重要內容。這些將對提升領導幹部的法治意識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
綜上所言，今後相當長歷史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各項工作將重點放在“全面推進”上。依法治國，將滲透到從科學立法到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各個環節，將全方位覆蓋國家、政府與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將更加注重法治建設的民主性與科學性的統一，將努力實現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互補契合，將對領導幹部的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這也意味著，依法治國作為國家治理基本方略與根本保障的重要地位更加凸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大戰略布局中發揮更加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