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也應看到，在問責方面，制度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一些黨組織和領導幹部奉行好人主義、缺乏責任擔當的現象依然存在。在現有500餘部黨內法規制度中，與問責相關的共有119部。這些法規制度對事件、事故等行政問責規定多，對管黨治黨不力問責少，存在問責主體不明確、事項過於原則、方式不統一等問題。隨著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深入，迫切需要整合規範問責制度，實現問責內容、對象、事項、主體、程式、方式的制度化、程式化。這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要求，是解決管黨治黨突出問題的現實需要，更是實現黨的歷史使命的重要保障。
立治有體，施治有序。問責條例將黨章規定細化、具體化，進一步紮緊從嚴治黨的制度籠子。從聚焦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維護黨的紀律不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紮實等六方面失職失責行為，到聚焦各級黨委班子成員尤其是一把手;從明確對黨組織和領導幹部的具體問責方式，到問責執行、終身問責等方面的規定……問責條例突出政治責任、聚焦從嚴治黨，明確了問責的依據與原則、主體與對象、內容與情形、方式與方法，從制度上解決了“問誰責、誰來問、問什麼、怎么問”等問責實踐和操作問題，是我們黨問責制度的一次重要完善和創新。
寶劍鋒從磨礪出。問責條例的13條內容，源於管黨治黨實踐，又將實踐創新成果固化為制度，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實踐特色。條例以問責倒逼責任落實，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體現了“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的問責工作核心思想;條例堅持問題導向，抓住“關鍵少數”、把握有限目標，突出重點作出規定，增強了針對性和實效性;條例突出黨規特色，採用黨言黨語、紀言紀語，實現紀法分開，注重與其他黨內法規的協調銜接，做到要義明確、簡便易行。
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制度建設也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推進。從修訂出台《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到制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黨中央一步一步箍緊制度籠子，不斷激發制度治黨的強大力量。用問責砥礪全黨，用擔當詮釋忠誠，貫徹落實好問責條例，我們黨必將進一步煥發凝聚力和戰鬥力，帶領廣大人民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國夢奮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