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必要性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社會開始了由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由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向開放的社會轉型，我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經濟社會生活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1.市場化體制改革下，激發新的社會主體參與社會治理的需要
據統計，在我國就業人數中，有78%的人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為社會增加了效率與活力，同時，以單位為基礎的社會保障機制隨著計畫體制的消退已逐漸解體，這迫切需要建立新的社會管理載體，即需要加強和完善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
社會階層分化速度加快，大量的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等在社會管理領域湧現，因此，在新的社會群體和社會組織不斷湧現情況下，如果不進行有效的社會組織和管理，社會運行很容易出現失序狀態。這迫切需要我們加強和完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管理，推動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的發展。
2.城市化進程中，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的需要
20xx年我國綜合國力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我國經濟發展背後付出了工人下崗失業、環境污染、資源緊缺和生產安全事故頻發的沉重代價。改革開放以來，工人下崗失業成為長期以來困擾我們的社會問題;勞資矛盾、勞動爭議等問題也不斷增多。近年來，我國礦難、跨橋等安全生產事故頻發，對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重大損失，這也對我們的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嚴峻挑戰。
目前，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民工在城市就業、收入、住房、子女教育、社會保障、城市融入等方面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困難，需要我們加強和完善對流動人口的管理與服務。特別是在城鎮化過程中，隨著城市的擴大和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全國各地大量征地拆遷。但是，由於對失地農民和城市被拆遷居民的安置和補償不到位，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和個體的過激行為時有發生。嚴重地影響了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社會的建設。這也迫切需要我們加強和創新城市社會治理，提高社會治理水平。
3.網際網路時代背景下，應對虛擬社會安全問題的需要
中國已經進入到信息化社會，進入到網際網路時代。網際網路已經成為人們工作和社會生活的重要工具。然而，網路帶來的社會問題不斷增加，如網癮問題、網路語言暴力、網路色情、網路暴力、網路詐欺、網路安全等等。網路民意表達、網路監督隨著網路技術的發展對現實社會產生著重大影響，社會治理和社會穩定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挑戰。
這需要我們加強和完善信息網路管理，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
4.開放型社會環境中，維護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需要
多種文化交流交融，人們思想空前活躍，人們的參政意識、民主意識、法制意識、維權意識、監督意識明顯增強，但也出現了集體觀念淡薄、公德意識弱化、極端個人主義思想抬頭等問題;人們的獨立性、選擇性、差異性明顯增強，自信、包容、多元觀念逐步樹立，科學、民主、文明、公平、創新等理念日益成為社會主流思想和價值尺度，但也出現了盲目崇外、追求“西化”和所謂“普世價值”的思潮。總之，我國社會的開放性、流動性的增強，使整個社會充滿活力，也使社會治理的難度明顯加大。
從“管理”到“治理”體現黨執政理念的根本性轉變
“治理”(Governance)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長期以來它與“統治”一詞交叉使用，並且主要用於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中。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政治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賦予Governance以新的含義。
他們認為，與統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活動，這些管理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例如企業管理和治理，無須依靠國家的強制力來實現，再如社會治理也是如此。羅茨(R.Rhodes)詳細列舉了治理的不同定義，認為:作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將市場的激勵機制和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務;作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強調效率、法治、責任的公共服務體系;作為社會控制體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與民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合作與互動;作為公司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指導、控制和監督企業運行的組織體制;作為自組織網路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與互利基礎上的社會協調網路;作為國家管理活動的治理，它指的是國家削減公共開支，提高效率，以最小的治理成本取得最大的社會公共效益。
全球治理委員會於1995年發表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全球夥伴關係》的研究報告，對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衝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並且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見，治理是國家與社會、政府與非政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合作運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對社會成員提供公共服務，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協調不同利益群體的關係化解矛盾的過程。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管理經歷了一個從傳統的社會管理到現代的社會治理的演變過程。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我們的改革目標和方向，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政府部門要強化社會管理職能，不能像從前計畫體制中那樣大包大攬。20xx年，黨的xx大明確確定政府的職能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到20xx年時，中央已經正式提出社會管理格局是“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這裡已經突出了社會管理主體的多樣化，體現了社會治理的思想。黨的提出的社會管理體制是“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法治保障的強調，體現了社會管理不僅僅是行政性的管理，還要以法治作為基礎性的保障，它拓展了社會管理的方式和手段。隨著市場經濟改革力度的加大，xx屆三中全會鮮明地提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社會體制改革上也要加大力度，黨中央正式提出了“創新社會治理體制”，這種變化體現了黨的執政理念的根本性變化。它意味著我們不僅要向市場放權，也要向社會放權;不僅要解放生產力，也要增強社會發展活力。
從主體上來看，“治理”跟傳統的“管理”不同。傳統的管理主要是政府和國家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帶有強制性，而治理除了國家和政府之外還強調社會力量，比如社會組織、公民參與。社會治理，既要發揮政府服務管理社會的作用，也要發揮社會組織、社區自治和公民參與的作用。
從方式上來看，傳統的管理強調的是行政性，而社會治理除了強調行政，還強調法制建設、思想道德建設、制度建設、社區自治管理。從方向上看，傳統的管理只是單向式的、從上至下的管理，而社會治理強調的是雙向的互動，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時，要與不同的社會群體進行溝通、協商，是雙向的互動模式。從內容上看，社會治理是政府和社會組織共同為社會成員提供公共服務，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還包括協調社會關係、化解社會矛盾、實現社會的安定有序。從目標上來看，社會治理既要維護社會穩定，也要增強社會發展活力。
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思路與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社會治理體制改革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總體來講，社會治理體制改革明顯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xx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這需要我們順應我國社會結構和社會轉型變化的新趨勢，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在黨委領導下，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積極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
1.強化政府的服務職能
政府的職能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經過30多年改革，計畫經濟體制下政府對經濟社會事務管得過多過死的狀況已有較大改變，但仍存在“越位、錯位、缺位”的問題，要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形成行為規範、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當前，政府要把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建設服務型政府。
第一，政府要切實轉變職能。要由經濟主體型和投資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由單一的、不全面的發展觀向科學的發展觀轉變，由以GDP衡量政府政績向將公共服務水平置於重要位置的觀念轉變。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是我們的頭等重要的任務，我國政府基本上是“經濟建設型”政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時期，中央提出政府職能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然而由於慣性使然，有些地方和部門的政府職能還沒有轉到公共服務上來。針對這個問題，中央強調，各級政府抓經濟發展，主要是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不能包辦企業投資決策，不能代替企業招商引資，不能直接干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
第二，樹立服務的理念。xx同志在20xx年省部級主要領導社會管理以及創新研討班上講道，社會管理，說到底就是對人的管理和服務。xx在該研討班結業式上也強調，一切社會管理部門都是為民眾服務的部門。我們要正確看待管理和服務的關係，寓管理於服務之中，在管理中體現服務，在服務中實現管理，如果我們真心實意為民眾辦實事、辦好事，時時處處、切切實實關心民眾生活，滿足老百姓各種合理的需要，老百姓對我們的工作滿意，這就實現了我們社會治理的目標。
第三，要科學定位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政府和社會組織都是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主體，但是，它們在社會管理中承擔著不同的職能，發揮不同的作用。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主要包括:一是提供就業服務和基本社會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務;二是提供教育、醫療、公共文化等公共事業性服務;三是提供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等公益性基礎服務;四是提供生產安全、消費安全、社會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務。對生產安全，企事業單位負有責任，政府也應強化安全服務體系建設和監管職責。而消費、食品和藥品安全等都是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基礎性環節，政府責無旁貸。此外，政府還要動員企業、社會組織參與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服務，並對社會其他主體提供的公共服務進行有效的管理和監督。
第四，積極推進公共服務方式的創新。一是這種創新體現在公共服務對市場機制的利用，通過招投標、契約承包、特許經營等市場機制來調節公共服務的供給和需求，以期解決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投入不足、經營不善、效益低下、資源浪費等問題，從而達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二是公共服務方式的創新還體現調動社會力量改善公共服務，鼓勵各種社會組織參與公益事業和社會服務，實現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多元化和供給方式的多樣化，滿足社會成員多元化的社會需求。
三是公共服務均等化，即全體社會成員享有基本公共服務的機會均等、全體社會成員享受公共服務的結果大體相等、尊重社會成員是否享受公共服務的選擇權。
2.建立和完善社區治理機制
黨的報告指出，“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增強城鄉社區服務功能，充分發揮民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從基層做好社會服務管理，實現基層的社會和諧穩定，是實現全社會穩定的基礎”。
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政府正在由一個無限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轉變，政府對社會成員的管理和服務有限，因此，社區越來越成為人們生活的主要空間，成為對居民進行社會整合與社會管理的新載體。中共中央、國務院在20xx年3月16日頒布的《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健全社區黨組織領導的基層民眾自治制度，推進社區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加快公共服務向社區延伸，整合人口、勞動就業、社保、民政、衛生計生、文化以及綜治、維穩、信訪等管理職能和服務資源，加快社區信息化建設，構建社區綜合服務管理平台”。社區建設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健全社區服務體系。社區服務是政府公共服務、市場服務、社會保障、社會互助和慈善事業的交織延伸，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市場提供的商業服務、社區民間中介組織提供的慈善公益服務，共同構成了社區服務的網路體系。在當前，特別要加強以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和志願者組成的社區公益服務體系建設，來滿足社區不同職業、不同年齡、不同興趣居民的多元化多層次的需求。
第二，社區建設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進行社區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和支持社區各種活動的開展。
第三，加強社區文化建設。社區文化建設是為了滿足社區居民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獲得更高質量的社區生活。同時，要在社區成員中確立共同的價值目標，使全體社區成員發揚參與精神和互助精神，增進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第四，社區建設要培養大量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有需求的個人、家庭、群體提供專業化的社會服務，並運用專業知識，協調社會關係，解決和預防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和諧。
3.激發社會組織的活力黨的xx屆三中全會指出，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係，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
第一，我們要解放思想，充分認識到社會組織在當前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社會組織有四項職能:服務社會、規範行為、表達訴求、社會監督。社會組織最主要職能是為社會提供服務，滿足社會成員的多種需要。
第二，加大培育社會組織的力度，滿足人民民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社會組織其業務和類型涉及方方面面，其活動方式也是複雜多樣的，目前，要加快行業組織、公益類組織、服務類社會組織和城鄉基層社會組織的發展。政府在轉變職能和簡政放權過程中，將一些民生服務項目打包向社會組織招標，購買社會組織的公共服務，有力地激發社會組織活力。
第三，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規範社會組織的行為，加強對社會組織和在華境外非政府組織的管理，引導它們依法開展活動，促進社會組織健康發展。
第四，社會組織要不斷地去行政化，實現自身的獨立性。當前，要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
第五，加強社會組織的自我建設和人才隊伍建設，提高自身服務社會的能力和公信力。社會組織就是要靠提高自身的公信力贏得社會和公眾的認可，靠發揮服務社會的功能提高知名度，擴大自己的影響，只有具備專業的服務水平，才能積極有效地參與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
4.完善社會治理的體制和機制
第一，加強法治建設。法治是社會治理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在社會治理中法治可以起到規範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調節社會關係、化解社會矛盾等方面的作用。黨的報告指出，“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法治保障是健全社會治理體制的重要內容。當前，為了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需要加強社會領域的立法工作，做到社會治理有法可依;需要增強司法的權威性，做到社會治理有法必依;需要規範執法行為，堅持執法的公平性，切實維護民眾的合法權益。同時，需要加強全民法制教育，提高全民遵紀守法的意識。在法治建設中，處理好維穩與維權的關係。
第二，建立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民眾權益機制，暢通和規範民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機制。切實維護民眾合法權益，積極化解社會矛盾，才能鞏固共產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因此，需要建立暢通有序的訴求表達、心理干預、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資源，建立“大調解”的工作格局，使民眾問題能及時反映、矛盾能及時化解;同時，改革行政複議體制和改革信訪工作制度，糾正違法或不當行政行為，有效地解決民眾合理訴求，保護民眾的合法權益。
第三，建立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引導公眾參與社會服務和管理。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公民的法制意識、民主意識、維權意識、參與意識不斷增強。社會治理的價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最大化，沒有公民參與和監督制定的政策存在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很可能導致公共利益的部門化、部門利益的私有化，出現執政的合法性危機。在當前，凡是有關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民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項目等決策事項，不僅僅要考慮經濟效益，還要進行社會穩定風險的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