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九日，是令我終生難忘、刻骨銘心的一天。
上午九點多鐘，我正在生產隊的一塊坑田裡蒔早稻，十一歲的兒子突然跑到我面前。這裡離家將近兩公里，沿著山腳崎嶇的小路，還要翻過一個小山坡。兒子的到來，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心裡不由得一沉，正要問他時，兒子卻漲紅著臉，汗流浹背氣喘噓噓急促地對我說：“爸，快、快去看，摘帽了。”
兒子的話讓我一頭霧水，我怔怔地望著他，忙問道：“你說什麼，摘什麼帽？”
兒子平靜了一些，但說的話仍然是語無倫次：“摘帽了，在大隊，大紅紙寫著，爺爺、奶奶、媽媽都去了，摘帽了。”
我還是不明白，心裡有點急，問的聲音也大了些：“你說清楚點，摘什麼帽？”
“地主、地主，我們不是地主了。”兒子說到這裡，好像千年的苦水從心中傾泄而出，禁不住嗚咽、抽泣了起來，淚水汩汩地往下流。
我終於明白了！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三步並著兩步爬上田塍，把兒子抱起，緊緊地攬在懷裡。往事歷歷在目，更是不堪回首啊。頓時，酸楚、委曲、激動的老淚像泉水一樣湧來。我默默無語，臉貼著兒子的臉，倆人的淚水交匯在一起，無聲地流淌著、沖刷著、浸泡著。
幾分鐘後，隊長也來了。他一改往日冷若冰霜的臉，沖我尷尬地笑了笑，然後說：“老邱，今天上午放你半天假，去大隊看一下吧。”
我站在隊長面前，習慣性地低著頭，唯唯喏喏，不敢多看他一眼。
“快去啊！”隊長走開三十多米，發現我還呆呆地站在那裡，大聲提醒我。
大隊辦公的房屋破破爛爛，在一面風吹雨打寫滿滄桑的泥牆上，貼著七張紅紙，上面寫著全大隊“四類份子”的名單，共有二百一十七人。
我到來的時候，那塊七八十平方米的沙石坪上，已有一百多個“四類份子”。在這些人中，有白髮蒼蒼的，有呀呀學語的，有疾病纏身的……然而我發現，每一位“四類份子”看了自己的名字後，不論是拖兒帶女，還是扶老攜幼，會情不自禁地向紅榜跪下，虔誠地嗑頭，拜上幾拜，久久才起身，此情此景真是感天動地。隨後，便同先來的一一打著招呼。他們眼噙淚水，無拘無束，旁若無人，有說有笑或相擁而泣，這情形像慶祝什麼節日、像久別的親朋好友團聚一樣，個個昂首()挺胸，精神煥發，喜氣洋洋，與過去判若兩人。
我也毫不猶豫地跪拜了，這是在沒有任何外力的情況下，自覺的、發自內心的，同過去的跪有著本質的區別，感覺也完全不一樣。
我不知道大家為什麼會在那裡跪拜，我也說不清楚自己為什麼要跪拜。跪，是我們山里人最高的一種禮儀，千百年來，只知道跪天跪地跪祖宗跪父母。今天的跪，也許是同苦難的過去告別，也許是向誰感恩，也許是祈禱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