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八十 志第五十六

先是，洪武末，置成都、重慶、保寧、播州茶倉四所，令商人納米中茶。宣德中，定官茶百斤，加耗什一。中茶者，自遣人赴甘州、西寧，而支鹽於淮、浙以償費。商人恃文憑恣私販，官課數年不完。正統初，都御史羅亨信言其弊，乃罷運茶支鹽例，令官運如故，以京官總理之。

景泰中，罷遣行人。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陝西。番人不樂御史，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察。已而巡察不專，兵部言其害，乃復遣御史，歲一更，著為令。又以歲飢待振，復令商納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銀五錢。商課折色自此始。

弘治三年，御史李鸞言：“茶馬司所積漸少，各邊馬耗，而陝西諸郡歲稔，無事易粟。請於西寧、河西、洮州三茶馬司召商中茶，每引不過百斤，每商不過三十引，官收其十之四，餘者始令貨賣，可得茶四十萬斤，易馬四千匹，數足而止。”從之。十二年，御史王憲又言：“自中茶禁開，遂令私茶莫遏，而易馬不利。請停糧茶之例。異時或兵荒，乃更圖之。”部覆從其請。四川茶課司舊徵數十萬斤易馬。永樂以後，番馬悉由陝西道，川茶多浥爛。乃令以三分為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銀，糧茶停二年。延綏飢，復召商納糧草，中四百萬斤。尋以御史王紹言，復禁止，並罷正額外召商開中之例。

十六年取回御史，以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兼理之。一清複議開中，言：“召商買茶，官貿其三之一，每歲茶五六十萬斤，可得馬萬匹。”帝從所請。正德元年，一清又建議，商人不願領價者，以半與商，令自賣。遂著為例永行焉。一清又言金牌信符之制當復，且請復設巡茶御史兼理馬政。乃復遣御史，而金牌以久廢。卒不能復。後武宗寵番僧，許西域人例外帶私茶。自是茶法遂壞。

番人之市馬也，不能辯權衡，止訂篦中馬。篦大，則官虧其直；小，則商病其繁。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酌為中制，每千斤為三百三十篦。

嘉靖三年，御史陳講以商茶低偽，悉徵黑茶，地產有限，乃第茶為上中二品，印烙篦上，書商名而考之。鏇定四川茶引五萬道，二萬六千道為腹引，二萬四千道為邊引。芽茶引三錢，葉茶引二錢。中茶至八十萬斤而止，不得太濫。

十五年，御史劉良卿言：“律例：‘私茶出境與關隘失察者，並凌遲處死。’蓋西陲藩籬，莫切於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論也。洪武初例，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弘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備振，或以儲邊，然未嘗禁內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減通番之罪，止於充軍。禁內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課茶，悉聚於三茶馬司。夫茶司與番為鄰，私販易通，而禁復嚴於內郡，是驅民為私販而授之資也。

以故大奸闌出而漏網，小民負升斗而罹法。今計三茶馬司所貯，洮河足三年，西寧足二年，而商、私、課茶又日益增，積久腐爛而無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馬而無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勢必相求，而制之之機在我。今茶司居民，竊易番馬以待商販，歲無虛日，及官易時，而馬反耗矣。請敕三茶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當發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夾帶。令茶價踴貴，番人受制，良馬將不可勝用。且多開商茶，通行內地，官榷其半以備軍餉，而河、蘭、階、岷諸近番地，禁賣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責邊備道，臨洮、蘭州責隴右分巡，西寧責兵備，各選官防守。失察者以罷軟論。”奏上，報可。於是茶法稍飭矣。

御史劉侖、總督尚書王以旂等，請復給諸番金牌信符。兵部議，番族變詐不常，北狄抄掠無已，金牌亟給亟失，殊損國體。番人納馬，意在得茶，嚴私販之禁，則番人自順，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吾無以系其心、制其命，雖給金牌，馬亦不至。乃定議發勘合予之。

其後陝西歲飢，茶戶無所資，頗逋課額。三十六年，戶部以全陝災震，邊餉告急，國用大絀，上言：“先時，正額茶易馬之外，多開中以佐公家，有至五百萬斤者。近者御史劉良卿亦開百萬，後止開正額八十萬斤，並課茶、私茶通計僅九十餘萬。宜下巡茶御史議，召商多中。”御史楊美益言：“歲祲民貧，即正額尚多虧損，安有贏羨。今第宜守每年九十萬斤招番易馬之規。凡通內地以息私販，增開中以備振荒，悉從停罷，毋使與馬分利。”戶部以帑藏方匱，請如弘治六年例，易馬外仍開百萬斤，召納邊鎮以備軍餉。詔從之。末年，御史潘一桂言：“增中商茶頗壅滯，宜裁減十四五。”又言：“松潘與洮、河近，私茶往往闌出，宜停松潘引目，申嚴入番之禁。”皆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