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卷三百八十六 列傳一百七十三

先是，當台灣事平，文祥即偕恭親王議興海防，條上六事：曰練兵，曰簡器，曰造船，曰籌餉，曰用人，曰持久。各具條目，敕下中外大臣會議。至光緒二年，疆臣覆奏，將復下廷議。文祥已病不能出，自知且不起，乃密疏上曰：“馭外之端，為國家第一要務。現籌自強之計，為安危全局一大關鍵。臣衰病侵尋，心長智短，知不能永效犬馬以報主知。恐一旦填溝壑，則平生欲言未言之隱，無以上達宸聰，下資會議，何以對陛下？此心耿耿，有非總理衙門原奏所能盡者，敢竭誠吐赤，為我皇上敬陳之。夫敵國外患，無代無之，然未有如今日之局之奇、患之深、為我敵者之多且狡也。果因此患而衡慮困心，自立不敗，原足作我精神，惺我心志，厲我志氣，所謂生於憂患者正在於此。至此而復因循泄沓；一聽諸數而莫為之籌，即偶一籌念而移時輒忘，或有名無實，大局將不堪構想，而其幾不待智者而決矣。從前夷患之熾，由於中外之情相隔，和戰之見無定，疆吏又遇事粉飾，其情形不能上達於朝廷。坐是三失，而其患遂日久日深，無所底止。泰西各國官商一氣，政教並行，各商舶遠涉重洋，初至中華，處處受我侮抑，事事被我阻塞，其情郁而不能不發者，勢也。繼而見中國官之阻之者可以通，抑之者可以伸，必不可破之格，或取勝於兵力之相迫而卒無不破，此中國之為所輕而各國漸敢恣肆之機也。迨至立約通商已有成議，而內無深知洋務之大臣，在外無究心撫馭之疆吏，一切奏牘之陳，類多敷衍諱飾。敵人方桀驁而稱為恭順，洋情方怨毒而號為懽忭，遂至激成事端，忽和忽戰；甚且彼省之和局甫成，此省之戰事又起，賠款朝給，捷書暮陳。乘遭風之船以為勝仗，執送信之酋以為擒渠，果至兩軍相交，仍復一敗不可收拾。於是夷情愈驕，約款愈肆，中外大臣皆視辦理洋務為畏途，而庚申釁起，幾至無可措手。自設立總理衙門，其事始有責成，情形漸能熟悉，在事諸臣亦無敢推諉。然其事非在事諸臣之事，而國家切要之事也。既為國家切要之事，則凡為大清臣子者，無人不應一心謀畫，以維大局。況和局之本在自強，自強之要在武備，亦非總理衙門所能操其權盡其用也。使武備果有實際，則於外族要求之端，持之易力，在彼有顧忌，覦覬亦可潛消，事不盡屬總理衙門，而無事不息息相關也。乃十數年來，遇有重大之端，安危呼吸之際，事外諸臣以袖手為得計；事甫就緒，異議復生，或轉託於成事不說；不問事之難易情形若何，一歸咎於任事之人。是從前之誤以無專責而仔肩乏人，今日之事又以有專屬而藉口有自。設在事諸臣亦同存此心，爭相諉謝，必至如唐臣杜甫詩中所謂‘獨使至尊憂社稷’矣。夫能戰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敵，非得其所長，斷難與抗，稍識時務者，亦詎勿知？乃至緊要關鍵，意見頓相背，往往陳義甚高，鄙洋務為不足言，抑或苟安為計，覺和局之深可恃。是以歷來練兵、造船、習器、天文、算學諸事，每興一議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為之者非其實。至於無成，則不咎其阻撓之故，而責創議之人；甚至局外紛紛論說，以國家經營自立之計，而指為敷衍洋人。所見之誤，竟至於此！今日本擾台之役業經議結，日本尚非法、英、俄、美之比，此事本屬無名之師，已几几震動全局，費盡筆爭舌戰，始就範圍。若泰西強大各國環而相伺，得中國一無理之端，藉為名義，構兵而來，更不知如何要挾，如何挽回？言念及此，真有食不下咽者，則自強之計尚可須臾緩哉？此總理衙門奏請飭令會議諸條，實為緊要關係，不可不及早切實籌辦者也。今計各疆吏遵旨籌議，指日將依限上陳，如飭下廷議，非向來會議事件可比，應由各王大臣期定數日，詳細籌商，將事之本末始終，一律貫澈，利害之輕重，條議之行止，辦法切實，折中定見，無蹈從前會議故習。如今日議之行之，而異日不能同心堅持，則不如不辦。如事雖議行，而名是實非，徒為開銷帑需，增益各省人員差使名目，亦不如不辦。度勢揆時，料敵審己，實有萬萬不能不辦之勢，亦實有萬萬不可再誤之機。一誤即不能復更，不辦即不堪構想。總理衙門摺內所謂‘必須上下一心，內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歷久永遠一心’，即此意也。而大本所在，尤望我皇上切念而健行之。總理衙門承辦之事，能否維持，全視實力之能否深恃。必確有可戰可守之實，庶可握不戰之勝。惟我皇上念茲在茲，則在事諸臣之苦心，自能上邀宸鑒。凡百臣工亦人人有求知此事共籌此事之心，其才識智力必有百倍於臣者。否則支持既難，變更不免，變而複合，痛心之端，必且百倍今日，非臣之所忍言矣。”疏上，未幾卒。溫詔賜恤，稱其“清正持躬，精詳謀國，忠純亮直，誠懇公明，為國家股肱心膂之臣”，贈太傅，予騎都尉世職，入祀賢良祠，賜銀三千兩治喪，遣貝勒載澂奠醊，諡文忠，歸葬盛京，命將軍崇實往賜祭。十五年，皇太后歸政，追念前勞，賜祭一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