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三 列傳二百三十

明年，調禮部侍郎。時新黨要求實行立憲，召集國會日亟。式枚上言：“臣遍考東西歷史，參校同異，大抵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則定自下而上遵守。惟日本憲法，則纂自日臣伊藤博文，雖西國之名詞，仍東洋之性質。其採取則普魯士為多，其本原則德君臣所定，名為欽定憲法。夫國所以立曰政，政所以行曰權，權所歸即利所在。定於一則無非分之想，散於眾則有競進之心。行之而善，則為日本之維新；行之不善，則為法國之革命。法國當屢世苛虐之後，民困已深，欲以立憲救亡，而適促其亂。日本當尊王傾幕之時，本由民力，故以立憲為報，而猶緩其期。中國名義最重，政治最寬，國體尊嚴，人情安習，既無法國之怨毒，又非日本之改造。皇上俯順輿情，迭降諭旨，分定年期，自宜互相奮勉，靜待推行。豈容欲速等於取償，求治同於論價？至敢言監督朝廷，推倒政府，胥動浮言，幾同亂黨。欲圖補救之策，惟在朝廷舉錯一秉至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無從為煽惑之計。至東南各省疆吏，當慎擇有風力、知大體者鎮懾之。當十年預備之期，為大局安危所系。日皇所謂‘組織許可權，為朕親裁’，德相所謂‘法定於君，非民可解’。故必正名定分，然後措正施行。臣濫膺考察，斷不敢附會時趨，貽誤國家，得罪名教。”章下所司。尋調吏部侍郎。

上海政聞社法部主事陳景仁等電請定三年內開國會，罷式枚謝天下，嚴旨申飭，褫景仁職。式枚復奏言：“德皇接受國書，答言憲政紛繁，慮未必合中國用，選舉法尤未易行。又昔英儒斯賓塞爾亦甚言憲法流弊，謂美國憲法本人民平等，行之久而治權握於政黨，平民不勝其苦。蓋歐人言憲法，其難其慎如此。今橫議遍於國中，上則詆政府固權，下則罵國民失職，專以爭競相勸導。此正斯賓塞爾所云政黨者流，與平民固無與也。伊藤博文論君臣相與，先道德而後科條。君民何獨不然？果能誠信相接，則普與日本以欽定憲法行之至今；如其不然，則法蘭西固民約憲法，何以革命者再三，改法者數十而猶未定？臣愚以為中國立憲，應以日本仿照普魯士之例為權衡，以畢士麥由君主用人民意見制定，及伊藤博文先道德後科條之言為標準，則憲法大綱立矣。”章下所司。又以各省諮議局章程與普國地方議會制度不符，大恉謂：“改革未定之時，中央政權唯恐少統一堅強之力，而國民識政體知法意者極少。驟以此龐大政權之地方議會，橫亘政府與國民之間，縱使被選者不皆營私武斷，而一國政權落於最少數人之手，劫持中外大臣，後患何可勝言？”因證以普制，逐條駁議。先後譯奏普魯士憲法全文、官制位號等級，暨兩議院新舊選舉法。式枚以三十三年冬行，宣統元年六月返國，以疾乞假。張之洞遺疏薦式枚堪大用。轉吏部侍郎，改學部侍郎，總理禮學館事、修訂法律大臣、國史館副總裁。國變後，僑居青島。未幾，卒，年六十三，諡文和。

式枚生而隱宮，精力絕人，夜倚枕坐如枯僧。內介而外和易。論事謇諤，頗有聲公卿間雲。

沈家本，字子惇，浙江歸安人。少讀書，好深湛之思，於周官多創穫。初援例以郎中分刑部，博稽掌故，多所纂述。光緒九年，成進士，仍留部。補官後，充主稿，兼秋審處。自此遂專心法律之學，為尚書潘祖蔭所稱賞。十九年，出知天津府，治尚寬大，奸民易之，聚眾斗於市，即擒斬四人，無敢復犯者。調劇保定，甘軍毀法國教堂，當路懾於外勢，償五萬金，以道署舊址建新堂，侵及府署東偏。家本據府志力爭得直。拳匪亂作，家本已擢通永道、山西按察使，未及行，兩宮西幸。聯軍入保定，教士銜前隙，誣以助拳匪，卒無左驗而解。因馳赴行在，授光祿寺卿，擢刑部侍郎。

自各國互市以來，內地許傳教，而中外用律輕重懸殊，民、教日齟齬。官畏事則務抑民，民不能堪，則激而一逞，往往焚戮成巨禍。家本以謂治今日之民，當令官吏普通法律。然中律不變而欲收回領事審判權，終不可得。會變法議起，袁世凱奏設修訂法律館，命家本偕伍廷芳總其事；別設法律學堂，畢業者近千人，一時稱盛。補大理寺卿，鏇改法部侍郎，充修訂法律大臣。宣統元年，兼資政院副總裁，仍日與館員商訂諸法草案，先後告成，未嘗以事繁自解。其所著書，有讀律校勘記、秋讞須知、刑案匯覽、刺字集、律例偶箋、歷代刑官考、歷代刑法考、漢律摭遺、明大誥竣令考、明律目箋，他所著非刑律者又二十餘種，都二百餘卷。卒，年七十四。

論曰：自變法議興，凡新政特設大臣領之。百熙管學務，家本修法律，並邀時譽。景崇之主教育，謀溝通新舊；式枚之論憲政，務因時損益。而大勢所趨，已莫能挽救。家鼐儒厚廉謹，常以資望領新政，每參大計，獨持正不阿。賢哉，不愧古大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