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四百四十二 列傳第二百一

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於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強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一方耳，安能強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

或曰："諸侯強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安。以及後世，視太宗由茲而興，雖其聖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能辨其奸，下惑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而臣眾，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奸之臣則世有之。大聖在上，則奸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奸，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然未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奸，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以至於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奸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跡其事，君豈有失道乎？於時天下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主，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系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系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為，臣之為也。"

其《敘兵》曰：

唐杜牧當會昌中河朔用兵，嘗為文數篇，上論歷代軍事利害，繼以本朝制兵、用將之得失，下參以當時事機。牧，儒者，位不顯，其術未嘗試，然識者謂牧知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今觀牧所著，大要究極當世之務，不專狃古法，使時君可行而易為功，此其善也。

今兵之利鈍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西、青、冀、滄德、澤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軍，不過為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

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鎮之強，凡天下所募驍勇，一萃於京師。雖濱塞諸郡，大者籍兵不逾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師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愚謂此可以施於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夫外兵所習尚皆疆埸戰鬥勞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於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嘗服甲冑、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

若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強，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為而不為也。

然則為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戰敵。以內兵為聲勢，重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亡後害也。

余文多不錄。

趙元昊寇定川堡，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州，遺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不悅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卒。

黃亢，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夢星殞於懷，掬而吞之，遂有娠。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奇之。游錢塘，以詩贈處士林逋，逋尤激賞。時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為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以諷，士人爭傳之。亢為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強記，為文詞奇偉。卒，鄉人類其文為十二卷，號《東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