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一百九十九 志第一百五十二

元祐初，中丞劉摯言："元豐編修敕令，舊載敕者多移之令，蓋違敕法重，違令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廣，增多條目，離析舊制，因一言一事，輒立一法，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宜取慶曆、嘉祐以來新舊敕參照，去取刪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諫議孫覺亦言煩細難以檢用。乃詔摯等刊定。哲宗親政，不專用元祐近例，稍復熙寧、元豐之制。自是用法以後沖前，改更紛然，而刑制紊矣。

崇寧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乃令各曹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尋下詔追復元豐法制，凡元祐條例悉毀之。

徽宗每降御筆手詔，變亂舊章。靖康初，群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則隨條貼說，有司易於奉行。蔡京當國，欲快己私，請降御筆，出於法令之外，前後牴牾，宜令具錄付編修敕令所，參用國初以來條法，刪修成書。"詔從其請，書不果成。

高宗播遷，斷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類出人吏省記。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條法與政和敕令對修而用之。嘉祐法與見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輕。紹興元年，書成，號《紹興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記者亦復引用。監察御史劉一止言："法令具在，吏猶得以為奸，今一切用其所省記，欺蔽何所不至？"十一月，乃詔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記之文頒之。時在京通用敕內，有已嘗沖改不該引用之文，因大理正張柄言，亦詔刪削。十年，右僕射秦檜上之。然自檜專政，率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冊之中，修書者有所畏忌，不敢刪削，至與成法並立。吏部尚書周麟之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乃詔削去之。

至乾道時，臣僚言："紹興以來，續降指揮無慮數千，牴牾難以考據。"詔大理寺官詳難，定其可否，類申刑部，以所隸事目分送六部長貳參詳。六年，刑部侍郎汪大猷等上其書，號《乾道敕令格式》，八年，頒之。當是時，法令雖具，然吏一切以例從事，法當然而無例，則事皆泥而不行，甚至隱例以壞法，賄賂既行，乃為具例。

淳熙初，詔除刑部許用乾道刑名斷例，司勛許用獲盜推賞例，並乾道經置條例事指揮，其餘並不得引例。既而臣僚言："乾道新書，尚多牴牾。"詔戶部尚書蔡洸詳定之，凡刪改九百餘條，號《淳熙敕令格式》。帝復以其書散漫，用法之際，官不暇偏閱，吏因得以容奸，令敕令所分門編類為一書，名曰《淳熙條法事類》，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也。四年七月，頒之。淳熙末，議者猶以新書尚多遺闕，有司引用，間有便於人情者。復令刑部詳定，迄光宗之世未成。慶元四年，右丞相京鏜始上其書，為百二十卷，號《慶元敕令格式》。

理宗寶慶初，敕令所言："自慶元新書之行，今二十九年，前指揮殆非一事，或舊法該括未盡，文意未明，須用續降參酌者；或舊法元無，而後因事立為成法者；或已有舊法，而續降不必引用者；或一時權宜，而不可為常法者。條目滋繁，無所遵守，乞考定之。"淳祐二年四月，敕令所上其書，名《淳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又取慶元法與淳祐新書刪潤。其間修改者百四十條，創入者四百條，增入者五十條，刪去者十七條，為四百三十卷。度宗以後，遵而行之，無所更定矣。其餘一司、一路、一州、一縣《敕》，前後時有增損，不可勝紀雲。

五季衰亂，禁罔煩密。宋興，削除苛峻，累朝有所更定。法吏浸用儒臣，務存仁恕，凡用法不悖而宜於時者著之。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