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二
景祐三年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算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鍾弦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睹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已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況《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為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右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鍾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並定以聞。
十月，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為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累為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為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為分，再累至尺二條，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制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鍾、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並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疏舛，不可依用。"
五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睹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別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七月，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眾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虡，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並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鏇，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鞉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弦琴並行。今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
康定元年，阮逸上《鐘律制議》並圖三卷。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於是內出明堂樂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饎安》；五帝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終獻皆曰《穆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憩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又出御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余詔輔臣分撰。庚戌，詔："御所撰樂曲名與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圜丘寓祭明堂《誠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廟《信安》之曲曰《慈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