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一百八十二 志第一百三十五

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鬻海之利居其半，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害之也。且以淮東、二浙鹽出入之數言之，淮東鹽灶四百一十二所，歲額鹽二百六十八萬三千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淮鹽六十七萬二千三百餘袋，收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貫；二浙課額一百九十七萬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浙鹽二十萬二千餘袋，收錢五百一萬二千餘貫，而鹽灶乃計二千四百餘所。以鹽額論之，淮東之數多於二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錢數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灶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淮東四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欲望遣官分路措置。"

淳熙八年，詔住賣帶賣積鹽，以朝廷徒有帶賣之名，總所未免有借撥之弊故也。十年，先是湖北鹽商吳傳言："國家鬻海之利，以三分為率，淮東居其二。通、泰、楚隸買鹽場十六，催煎場十二，灶四百十二。紹興初，灶煎鹽多止十一籌，籌為鹽一百斤。淳熙初，亭戶得嘗試滷水之法，灶煎至二十五籌至三十籌，增舊額之半。緣此，鹽場買亭戶鹽，籌增稱鹽二十斤至三十斤為浮鹽。日買鹽一萬餘籌，其浮鹽止以二十斤為則，有二十萬斤，為二千籌，籌為錢一貫八百三十文，內除船腳錢二百文，有一貫六百三十文。其鹽並再中入官，為鈔錢四百五十一萬七千五百餘緡。又綱取鹽一代並諸窠名等，及賣又多稱斤兩，亭戶饑寒，不免私賣。若朝廷嚴究，還其本錢，而後可以盡革私賣之弊。"至是，詔還通、泰等州諸鹽場欠亭戶鹽本錢一百一十萬貫。

寧宗慶元初，詔罷循環鹽鈔，改增剩鈔名為正支文鈔給算，與已投倉者通理先後支散。以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循環鈔多弊，故有是命。於是富商巨賈有願為貧民者矣。開禧二年，詔自今新鈔一袋，搭支舊鈔一袋；如新鈔多於舊鈔，或願全以新鈔支鹽，及無舊鈔而願全買新鈔者聽，以新鈔理資次。嘉定二年，詔淮東貼輸鹽錢免二分交子，止用錢會中半。三年詔："停鈔引之家，增長舊鈔價直，袋賣官會百貫以上。自今令到日，鹽鈔官錢袋增收會子二十貫，三務場朱印於鈔面，作"某年某月新鈔"，俟通賣及一百萬袋，即免增收。其日前已未支鹽鈔並為舊鈔，期以一年持赴倉場支鹽，袋貼輸官會一十貫，出限更不行用。"此淮、浙鹽之大略也。

唐乾元初，第五琦為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歲才四十萬緡。至大曆，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監三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

寶慶二年，監察御史趙至道言："夫產鹽固藉於鹽戶，鬻鹽實賴於鹽商，故鹽戶所當存恤，鹽商所當優潤。慶元之初，歲為錢九百九十萬八千有奇，寶慶元年，止七百四十九萬九千有奇，乃知鹽課之虧，實鹽商之無所贏利。為今之計，莫若寬商旅，減徵稅，庶幾慶元鹽課之盛，復見於今日矣。"從之。紹定元年，以侍御史李知孝言，罷上虞、餘姚海塗地創立鹽灶。端平二年，都省言："淮、浙歲額鹽九十七萬四千餘袋，近二三年積虧一百餘萬袋，民食貴鹽，公私俱病。"有旨，三路提舉茶鹽司各置主管文字一員，專以興復鹽額、收買散鹽為務，歲終尚書省課其殿最。淳祐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國，專仰鹽鈔，紹興、淳熙，率享其利。嘉定以來，二三十年之間，鈔法或行或罷，而浮鹽之說牢不可破，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望付有司集議，孰為可行，孰為可罷，天地之藏與官民共之，豈不甚盛？"從之。五年，申嚴私販苛征之禁。

寶祐元年，都省言："行在榷貨務都茶場上本務場淳祐十二年收趁到茶鹽等錢一十一千八百一十五萬六千八百三十三貫有奇，比今新額四千萬貫增一倍以上，合視淳祐九年、十年、十一年例倍償之，以勵其後。"有旨依所上推賞。四年五月，以行在務場比新額增九千一百七十三萬五千九百一十二貫有奇，本務場並三省、戶部、大府寺、交引庫，凡通管三務場職事之人，視例推賞，後以為常。十有二月，殿中侍御史朱熠言："鹽近者課額頓虧，日甚一日。姑以真州分司言之，見虧二千餘萬，皆由台閫及諸軍帥興販規利之由。"於是復申嚴私販之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