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聖通天地之至理，極生民之能事，體妙系於神機，作范留於器象。然則制物成法，故冥賾可尋；推變有因，而化生以驗。昔黃帝采竹崑崙之陰，聽鳳岐陽之下，斷自然之物，寫自然之音。昔既協矣，黃鐘以立；數既生矣，氣亦征之。於是乎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用，皆出於茲矣。三古所共行，百王不能易。漢孝武置協律之官，元帝時京房明六十律，事為密矣。王莽世，征天下通鐘律之士，劉歆總而條奏之，最為該博，故班固取以為志。後漢待詔嚴崇頗為知律，至其子宣不傳，遂罷。魏世杜夔亦以通樂制律，晉中書監荀勖持夔律校練八音，以謂後漢至魏尺長古尺四分有餘。又得古玉律，勖新律命之，謂其應合，遂改晉調，而散騎侍郎阮鹹譏其聲高。永嘉以後，中原喪亂，考正鐘律，所未聞焉。其存於夷裔，聲器而已。
魏氏平諸僣偽，頗獲古樂。高祖慮其永爽，太和中詔中書監高閭修正音律，久未能定。閭出為相州刺史，十八年，閭表曰："《書》稱'同律度量衡'，《論語》'謹權量，審法度'。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務，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以律為首。豈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氣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尚于樂。'然則樂之所感，其致遠矣。今調音制樂，非律無以克和，然則律者樂之本也。臣前被敕理樂，與皇宗博士孫惠蔚、大樂祭酒公孫崇等考《周官》、《國語》及《後漢律曆志》，案京房法作準以定律，吹律以調絲，案律寸以孔竹，八音之別，事以粗舉。書既三奏，備在前文。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頹，恐一朝先犬馬，竟無絲髮之益，使律法長絕，遺恨沒世，是以慺慺惓惓不敢忘怠。近在鄴見崇，臣先以其聰敏精勤，有挈瓶之智，雖非經國之才，頗長推考之術，故臣舉以教樂，令依臣先共所論樂事，自作《鐘磬志議》二卷，器數為備，可謂世不乏賢。今崇徒教樂童書學而已，不恭樂事，臣恐音律一曠，精賞實難，習業差怠。轉乖本意。今請使崇參知律呂鐘磬之事，觸類而長之，成益必深。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勘《後漢律曆志》，陛下親覽，以求厥衷，俱然易了。又著作郎韓顯宗博聞強識，頗有史才，粗解音律，亦求今時往參知。臣雖在外官，竊慕古人舉善之義，愚意所及，不能自己，雖則越分，志在補益，願不以言廢人。"詔許之。
景明四年，并州獲古銅權，詔付崇以為鐘律之準，永平中，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為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修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迄武定末，未有諳律者。
歷者數之用，探靈測化，窮微極幽之術也。所以上齊七政，下授萬方。自軒轅以還，迄於三代，推元革統，厥事不一也。秦世漢興，歷同《顓頊》，百有餘年，始行《三統》。後漢孝章世改從《四分》，光和中易以《乾象》，魏文時用韓翊所定，至明帝行楊偉《景初》，終晉朝，無所改作。司天測象，今古共情，啟端歸餘，為法不等，協日正時，俱有得失。太祖天興初，命太史令晁崇修渾儀以觀星象，仍用《景初歷》。歲年積久，頗以為疏。世祖平涼土，得趙所修《玄始歷》，後謂為密，以代《景初》。真君中，司徒崔浩為《五寅元歷》，未及施行，浩誅，遂寢。高祖太和中，詔秘書鐘律郎上谷張明豫為太史令，修綜歷事，未成，明豫物故。遷洛，仍歲南討，而宮車晏駕。
世宗景明中，詔太樂令公孫崇、太樂令趙樊生等同共考驗。正始四年冬，崇表曰："臣頃自太樂，詳理金石，及在秘省，考步三光，稽覽古今，祥其得失。然四序遷流，五行變易，帝王相踵，必奉初元，改正朔，殊徽號、服色，觀於時變，以應天道。故《易》，湯武革命，治歷明時。是以三五迭隆，歷數各異。伏惟皇魏紹天明命，家有率土，戎軒仍動，未遑歷事，因前魏《景初歷》，術數差違，不協晷度。世祖應期，輯寧諸夏，乃命故司徒、東郡公崔浩錯綜其數。浩博涉淵通，更修歷術，兼著《五行論》。是時故司空、鹹陽公高允該覽群籍，贊明五《緯》，並述洪範。然浩等考察未及周密，高宗踐祚，乃用敦煌趙《甲寅》之歷，然其星度，稍為差遠。臣輒鳩集異同，研其損益，更造新曆。以甲寅為元，考其盈縮，晷象周密，又從約省。起自景明，因名《景明歷》。然天道盈虛，豈曰必協，要須參候是非，乃可施用。太史令辛寶貴職司玄象，頗閒秘數；秘書監鄭道昭才學優贍，識覽該密；長兼國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空允之孫，世綜文業；尚書祠部郎中宗景博涉經史；前兼尚書郎中崔彬微曉法術：請此數人在秘省參候。而伺察晷度，要在冬夏二至前後各五日，然後乃可取驗。臣區區之誠，冀效萬分之一。"詔曰："測度晷象，考步宜審，可令太常卿芳率太學、四門博士等依所啟者，悉集詳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