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七　起閼逢涒灘八月，盡旃蒙作噩九月，凡一年有奇

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得人常多。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曰：“科舉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宜罷之。”

監察御史包拯言：“臣伏睹先降敕節文，應奏蔭選人年二十五已上，遇南郊大禮，限半年內許令赴銓投狀，京官每年春季赴國子監投狀，並差兩制官於逐處考試，內習詞業者或論或詩賦，習經業者各專一經，試墨義等及格者，與放選注官及差遣。自敕下之後，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風，篤於為學，詔書所謂‘非惟為國造士，是乃為臣立家’，實誨人育材之本也。近聞有臣僚上言，欲議罷去，則務學者日以怠惰，一旦俾臨民蒞政，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或前條制有未盡事件，望只令有司再加詳定，依舊施行。”

樞密副使龐籍言曩霄已受封冊，望早令延州、保全軍立定封界。

甲申，詔：“師興以來，陝西軍士暴露良苦，民疲轉餉。其降繫囚罪一等，杖笞釋之；邊兵賜緡錢；民去年逋負皆勿責，蠲其租稅之半。麟、府州嘗為羌所寇掠，除逋負視此。進士一舉、諸科兩舉，並與免今年取解。”

丙戌，罷人粟授官，從殿中丞張庚所請也。

是月，歐陽修上疏曰：“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信；言不逆耳，不為諫諍。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它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既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

“昔年仲淹以忠言聞於中外，天下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為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性既不同，所見各異，故議事多不相從。如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弼力言契丹必不來；又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琦則是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洙。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居則相稱美，議事則廷爭無私，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

“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所得專。夫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開天章閣，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列，然眾人避讓，弼等亦不敢獨有所建。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行之已久，冀其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豈不誣哉！

“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勞困及於天下，契丹乘釁違盟，書詞侮慢，陛下但以邊防無備，屈志買和。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陛下於千官中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使群邪相賀，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