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學
p488
法的上述作用要通過法律調整的機制才能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中國法在建構和諧社會中的作用又具體地表現在法的制定、實施、遵守和法律監督的過程當中。
首先，只有加強立法，以科學、公正、完備的法律體系作為保障，才能為建構和諧社會奠定基礎和前提。其次，公正、高效的司法是維護公平和公正的社會環境，建構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再次，廣大社會成員自覺守法，政府嚴格依法辦事是建構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和條件。最後，嚴格的法律監督是保證法的制定、適用和遵守，社會和諧得以真正實現的可靠保障。
p520
一、法律實施
研究法律，法律就要對法律實施的善做出評價了解法律有實效還是沒有實效、實效較好還是實效較差等。我們判斷法律是否實現和其實現程度，實際上也就是對法律實施狀況進行評價。綜合對法律實效、法律效果和法律效益的評價標準以及微觀、中觀和巨觀的評價標準對法律實施進行評價主要有以下標準：（1）人們按照法律規定的行為模式行為的程度，是否能夠按照授權性規範行使權利，按照義務性規範履行義務，是否能夠根據法律設定的法律後果追究違法者的法律責任；（2）刑事案件的發案率、案件種類、破案率及對犯罪分子的制裁情況；（3）各類契約的履約率與違約率，各種民事或經濟糾紛的發案率及結案率，行政訴訟的立案數及其審結情況；（4）普通公民和國家公職人員對法律的了解程度，他們的法律意識及法制度的提高或提高的程度；（5）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實施情況進行比較的可比性研究；（6）社會大眾對社會生活中安全，秩序、自由、公正、公共福利等法的價值的切身感受；（7）法律的社會功能和社會目的是否有效實現及其程度；（8）有關法律活動的成本與收益的比率。
二、法律實現
“徒法不能自行”，法律規定在社會生活中的實現暗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與法律的實施過程相關的各種因素都會影響法律在社會生活中能否得到實現的程度。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包括：國家的階級本質；規範性法律檔案反映統治階級意志（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廣大人民意志）的程度；現行法律與經濟發展要求和社會生活相適應的程度；國家機關活動貫徹法治原則的程度；社會成員總體法律意識、法律文化水平。在不同國家或不同時期，影響法律實現的因素也會有不同，需要根據具體尾部作具體的分析。
p522
（二）講求效率原則
堅持這一原則就是要求國家行政機關在對社會實行組織和管理的過程中，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必須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效能，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行政效率和效益。只有原則強調在執法時，要做到迅速、準確和有效。與司法活動相比，行政執法更注重效率，只有這樣才能使國家行政機關的執法活動適應日常組織、指揮和協調工作的需要，保證社會各項事業的順利發展。
此外，執法還應當堅持合理性原則和正當程式原則。合理性原則是指執法機關、執法人員在執法活動中，特別是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必須合理、公正，符合法律的精神和目的，與社會生活的常理一致。由於社會生活的複雜和變動，再完善的法律也難以對全部行政執法行為作出無遺漏的規定，而只能是由法律規定一定的幅度和原則，然後由行政機關行使自由裁量權。為了防止自由裁量可能導致物不當處理就必須以合理性原則作為合法性原則的必要補充，要求各種行政措施的採取都要在合法的條件下，同時做到符合科學規律、社會公德、法律目的和公共利益。
正當程式原則是指執法機關在實施行政執法行為時，必須嚴格遵循法定的職權和工作步驟、方式、順序和時限。按照法治的要求，凡違反法定程式的行政措施無效。程式要求是執法正當性的重要表現，其目的是為了保證執法行為的公平性、公開性、民主性、合法性和權威性，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主體的合法權益，同時，也有利於提高行政執法的效率。
p532
最後，法律解釋還具有普及法律知識，推進法制教育的作用這主要是指學理解釋，通常由法學工作者和法律界人士進行。
p568
三、法與市場經濟
（一）法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關係的歷史發展
在法的起源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法歸根結底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是商品交換的必然產物，同時，由於法的特殊屬性和特點，它也是商品交換乃至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調整手段和機制，這是由商品交換的內在要求所決定的。具體表現為：商品交換需要法律確認主體之間平等的法律地位；商品交換需要法律確認商品的所有權；商品交換需要法律確認一般的交易規則；商品交換還需要以法律規定和解決交易中可能出現的糾紛。
法的發展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具有內在的必然聯繫，商品經濟越發達，對法的需要就越多，而法的發展對商品經濟的發展也起到了有力的保障和促進作用。古羅馬的簡單商品經濟繁榮，與此相適應，產生了恩格斯曾經高度評價的“商品生產才社會第一個世界性法律”——羅馬法。公元11世紀後，隨著海上貿易和西歐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海商法和羅馬法復興運動。18、19世紀，歐洲近代自由市場經濟開始形成，在此基礎上產生了著名的1804年法國民法典，極大地鞏固和促進了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19世紀末20世紀初，近代市場經濟逐漸被現代市場經濟所取代，“法律社會化”又逐漸成為西方法律制度的主流。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現代市場經濟遍及大半個世界，與些相適應，法律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大，成為人類社會調控最主要的方式，綜上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是法律豐在與發展的土壤；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需要法律的促進和保障；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越發展，法律體系就越完善，其作用也越廣泛。
（二）法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係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產物，是一種新型的現代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認、鞏固、運行和發展同樣離不開社會主義法的作用。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法治經濟。社會主義法在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面的作用可以從巨觀和微觀層面來考察。
從微觀層面看，法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作用主要表現在：（1）確認市場主體的獨立性，確認和保障它們在經濟活動中的平等地位。（2）市場經濟關係是契約關係，契約關係在本質上就是形式上平等的法權關係，需要法律確認和保障。（3）市場經濟需要以法律來確認交易和競爭的一般規則，規範市場主體的行為。（4）市場經濟的運行需要有正常秩序以及發生糾紛後的解決糾紛方式，這也需要法律來確認、規定和保障實現。（5）現代市場經濟具有開放性，不僅要求主權國家有完善的國內法，還要參與國際法律體系的運行。
從巨觀層面看，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正處在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之中，法在經濟的巨觀調控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現為對經濟發展方向的引導作用，對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的促進作用，對巨觀經濟秩序的保障作用，對市場經濟自發性和盲目性等消極方面的制約作用以及在調整產品結構、最佳化資源配置、處理不同主體利益關係等方面的協調作用。
p574
（三）法律意識的作用
法律意識在法的實現中具有重要作用。一個國家中占統治地位的法律意識會滲透於法律制度和法律調整過程中，成為一國法律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特別是當一國法律制度不完備時，統治階級的法律意識往往可以直接起到法的作用。但同時又必須看到，法律意識不能等同於法律規範，即使是占統治地位的法律意識也並不具有法的一般屬性（如國家制定認可、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嚴格的程式保障等），因此不能因為在特定條件下國家有時會賦予法律意識以法律的效力，就認為法律意識可以等同於法。
p575
法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作為一個整體，法文化一方面受到經濟基礎的制約，反映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和統治階級的意志，具有階級性；另一方面法文化又具有相對獨立性，它是一個民族長期積累起來的法律調整或通過法律對社會進行控制、管理的知識、智慧和經驗的結晶，反映了歷史上形成的有價值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技術，反映一個民族法律調整所達到的水平，具有民族性和多樣性。事實上，在不同國家和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法文化都可能會有很大差異。正是這種多樣性使法文化的交流成為可能和必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隨著現代社會不同國家和地區交往的增加，法文化的交流也日益廣泛和深入，可以說，不斷的衝突與融合是現代社會法文化發展與變遷的基本規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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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當代中國的法文化
中國的法文化源遠流長，伴隨著早期成文法、法律實踐和法律觀念的產生，中國法文化就進入了萌芽階段，至漢唐以後已經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中華法系。當代中國的法文化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受到多種法文化的影響，主要包括：中國傳統的法文化、西法文化、蘇聯文化以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形成的法文化。
中國憲法學
p613
（四）愛國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是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為反對主要敵人，與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結成的聯盟。中國的革命統一占線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是工人階級領導扔、以工農聰明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廣泛聯盟。它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一個重要法寶。在歷史上，曾經有過抗日戰爭時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和建國初期的革命統一戰線。
在現階段，存在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包括兩個範圍的聯盟：一個是由祖國大陸範圍內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愛國者組成的以社會主義為政治基礎的聯盟，這個聯盟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另一個是廣泛團結台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以擁護祖國統一為政治基礎的聯盟，這個聯盟只要贊成祖國統一，即使不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人也是愛國統一戰線的對象。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的任務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服務；為維護國際團結、世界和平服務。
三。經濟制度
（一）經濟制度是指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經濟基礎，即生產關係的總和。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是生產關係的核心，它決定著生產關係的其他方面，是經濟制度的基礎。我國目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就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體現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主人翁地位和他們之間的平等、互相合作關係，並且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的分配社會產品的各項制度的總和。這一制度的建立，是由社會主義性質和初級階段國情決定的：（1）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有製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2）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3）一切符合“三個有利於”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並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其中，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性質。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據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
憲法與經濟制度有著緊密聯繫，經濟制度是憲法的基礎，而憲法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確認和保護有利於統治階段的經濟制度。資本主義憲法通常僅確認作為私有制基礎的私有財產權，而社會主義憲法則比較全面統治地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各個方面。
p645
（五）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1、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曾於1954年12月31日制定了《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1989年12月26日又制定了《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共23條，並於1990年月1月1日起施行。該法規定了制定目的、居民委員會的性質、居民委員會與城市基層政權之間的關係、居民委員會的任務、居民委員會的設立、居民委員會的組織、居民會議及與居民委員會之間的關係等。
2、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98年11月4日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共30條，並於公布之日起施行。該法規定了制定目的、村民委員會的性質、村民委員會與農村基層政權之間的關係、村民委員會的任務、村民委員會的設立、村民委員會的組織、村民會議及與村民委員會之間的關係等。
p673—674
（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委員會
全國人大在審議、討論、決定國家重大決策和議案問題時，會涉及專業性、技術性很強的問題，需要有專門知識的成員進行專業指導；另外，全國人大開會要在有限的會期中處理大量的亟須解決的問題，不可能對每項議案或問題作出詳盡的審議。所以，憲法設立了各委員會，協助全國人大處理立法和決策過程中的具體工作。
1、專門委員會。全國人大的專門委員會是按專業分工而設立的輔助性工作機構。專門委員會分有名和無名兩類：有名委員會是在《憲法》中明文列舉的，包括民族委員會、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外事委員會和華僑委員會；無名委員會是全國人大根據需要設立的，目前有內務司法委員會、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專門委員會的任務是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領導下，研究、審議、擬定有關議案或提出有關報告，交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處理。具體包括：（1）審議全國人大主席團或常委會交付的議案；（2）向全國人大主席團或常委會提出屬於全國人大或常委會職權範圍內同本委員會有關的議案；（3）審議全國人大交付的被認為同憲法、法律相牴觸的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國務院各部委的命令、指示和規章，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決定、命令和規章，並提出報告；（4）審議全國人大主席團或常委會交付的質詢案，聽取受質詢機關對質詢案的答覆，必要時向全國人大主席團或常委會提出報告；（5）對屬於全國人大或常委會職權範圍內同本委員會有關的總是進行調查研究，提出建議。此外，各專門委員會還有一些與本委員會職責有關的特殊工作。
專門委員會是常設性的機構，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向大會負責，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專門委員會成員由全國人大主席團在代表中提名，大會選舉產生；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補充任命個別副主任委員和委員。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根據需要任命若干非代表的專家作為委員會的顧問，他們有權列席各專門委員會的會議，發表意見，但無表決權。專門委員會每屆任期5年，與每屆全國人大相同。
除此之外，全國人大還設立了與專門委員會類似的常設委員會，如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
2、調查委員會。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認為必要時，可以組織對於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必須是全國人大代表，其產生辦法與專門委員會委員的產生辦法類似。調查委員會是臨時性的委員會，無一定任期，對特定問題的調查任務一經完成，該委員會即予撤銷。
（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全國人大代表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組成人員。其中一部分代表同時又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組成人員。他們是全國人民派往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從使者，代表著全國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集體行使國家權力。
1、代表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的工作。該類工作可列舉為：（1）出席會議，審議各項議案和報告；（2）可依照法定程式提出議案（包括修改憲法的議案）；（3）參加各項選舉，可對主席團提名的國家領導機構的負責人名單提出意見；（4）參加決定國務院組成人員和軍委副主席、委員的人選；（5）可提出詢問，可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式，書面提出對國務院和其下屬各部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質詢案；（6）可依照法律的規定提出罷免案；（7）可依法提議組織關於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8）可向全國人大提出對各方面工作的建議、批評和意見。
2、代表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的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代表在閉會期間開展的各項活動包括：（1）全國人大代表在常委會的統一安排下，對有關地區、有關單位進行視察，就被視察的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建議、批評、意見，但不直接處理問題；（2）可應邀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以及各專門委員會會議；（3）列席原選舉單位的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和人大常委會會議，回答原選舉單位對代表工作的詢問，協助政府推行工作；（4）有權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式提議臨時召集全國人大會議；（5）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對各方面工作的建議、批評和意見。
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的規定，全國人大代表享有以下權利：
（1）國人大代表有出席全國人大會議，發表意見，參與表決，共同決定中央國家機關領導人員的人選和國家生活中的重大問題。
（2）根據法律規定的程式提出議案、建議和意見的權利。一個代表團或者30名以上代表聯名，可以向全國人大提出屬於全國人大職權範圍內的議案。
（3）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式提出質詢案的權利。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一個代表團或者30名以上代表聯名，可以書面提出對國務院和國務院領導的各部委的質詢案在常委會會議期間，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10人以上聯名，可以向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對國務院及國務院各部委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罷免案。
（5）人身特別保護權。在全國人大開會期間，非經過全國人大會議主席團的許可，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非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計可，全國人大代表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如果因為全國人大代表是現行犯而被拘留的，執行拘留的公安機關必須立即向全國人大會議主席團或者立即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
（6）言論免責權。憲法規定，全國人大代表在全國人大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
（7）享受適當補貼和物質上的便利的權利。
全國人大代表主要有以下義務：
（1） 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
（2） 與原選舉單位和民眾保持密切聯繫；
（3） 保守國家秘密；
（4） 在自己參加的生產、工作和社會活動中，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
（5） 受原選舉單位和民眾監督，原選舉單位有權罷免其所選出代表。
中國法制史
p731.733
（一）土地與賦役立法
1、均田令。唐朝建立初期，土地立法承襲了北魏以來的傳統，並在武德十年（624年）頒布均田令，將土地分為官田（又稱公田）與私田兩種，將荒地以及官田按社會等級分配。規定：丁男與十八歲以上中男受田一畝，其中，八十畝為“口分田”，二十畝為“永業田”；老男篤疾廢疾各給田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如單獨立戶者，加十畝。其中，“永業田”為個人所有，可以繼承，並允許在一定條件下買賣。“口分田”為國家所有，允許使用不準買賣契約無效，“地還本主，財沒不追”。即將土地歸還本主，地價沒收官司有，不再追究買主刑事責任業主身死後，國家收回“口分田”。唐朝土地立法並沒有觸動大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同時對新貴族官僚加以照顧。例如，親王授田，“一百頃”；正一品官，“六十頃”，以此遞減，授田給其下各級官僚。唐律雖有“占田過限”的規定，但並沒有認真抑制土地兼併現象，從而造成日後大量土地集中於貴族官僚之手，出現分期農民生活缺乏保障的社會問題。
2、租庸調法與兩稅法。唐朝初期為維護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對於授田農民征派三種賦稅，即租、庸、調。按照唐朝“租庸調法”規定：每丁每年向國家繳納粟二石，稱為租；每丁第年為政府服役二十天，若不能出役，每日折合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稱為庸；每丁第年根據本鄉所產繳納絹二丈，綿三兩，不能繳納絹者，繳納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為庸調。另外，國家臨時有事而加役，滿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至唐朝中期以後，伴隨均田制這一重要經濟措施的失效，租庸調也喪失了存在的基礎，從而為兩稅法所取代。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楊炎奏請改行兩稅法，其主要內容為：第一，中央依據財政支出定下總稅額，各地按照中央分配的數目向本地人戶徵收。第二，土著戶和客戶均編入現居州縣的戶籍，依據丁壯與財產（土地與雜資財）的多少定戶等。第三，兩稅分為夏秋兩次徵收，夏科於6月底（陰曆）納完，秋稅於11月底（陰曆）納完。第四，租庸調和一切雜稅、雜役全部取消，但丁額不廢。第五，兩稅法按戶等納錢，依田畝納粟。第六，商人無固定依據者，由所在州縣按收入的三十之一徵稅。為了維護土地立法與賦役制度，《唐律疏議》還規定：凡違期不納稅者，處以笞刑；里正和州縣官妄自脫漏增減者，以減少或增加稅役的多少，按枉法處斷，分別判處徒、流乃至加役流刑（死刑代用刑）。若農戶逃避稅役，脫漏戶口或虛報年齡，家長判處徒刑。即用法律的強制手段，保證唐朝稅役工作的正常運行。
（二）鹽茶酒專賣制度
1、鹽業專賣制度。
唐朝中期以後，為解決財用不足，改變了以往的放任態度，開始實行鹽業專賣制度。唐肅宗到德元年（756年）公布鹽業專賣制度並作命第五琦為諸州榷鹽鐵使掌管全國鹽業專賣事務，實行民產、官收、官運、官銷的制度。但因官儲多謀求地方與個人利益，所以效益不高，而百姓負擔卻有加重。至唐朝宗永泰二年（766）年，以戶部尚書領銜出任各道鹽鐵使的劉晏，進一點推動了鹽業專賣制度的改革。其法律規定：鹽業事務實行民產、官收、商運、商銷制度。唐朝把鹽業專賣的重點放在控制鹽業的生產上，並於全國產鹽地區設定四場、十監等部門，統管鹽業生產與統購。但同時也允許商人運輸與銷售鹽。凡商人批發官府場、監的“官鹽”，在向沿江河諸道交納通過稅“榷鹽稅”後，即可自由銷售各地。此外，唐朝還專門設定“常平鹽”，採用官運官銷的方法控制鹽價，防止偏遠地區的鹽商牟取暴利。唐朝為了禁止私鹽運銷，又設定了十三巡院，厲行緝私。凡發現私鹽銷售者資產沒收，並按犯罪情節給予處罰。鹽業專賣制度的推廣緩解了唐朝財政上的困難。正如《舊唐書•；食貨志》所說“天下之賦，鹽利居半”。
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的規定，全國人大代表享有以下權利：
（1）國人大代表有出席全國人大會議，發表意見，參與表決，共同決定中央國家機關領導人員的人選和國家生活中的重大問題。
（2）根據法律規定的程式提出議案、建議和意見的權利。一個代表團或者30名以上代表聯名，可以向全國人大提出屬於全國人大職權範圍內的議案。
（3）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式提出質詢案的權利。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一個代表團或者30名以上代表聯名，可以書面提出對國務院和國務院領導的各部委的質詢案在常委會會議期間，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10人以上聯名，可以向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對國務院及國務院各部委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罷免案。
（5）人身特別保護權。在全國人大開會期間，非經過全國人大會議主席團的許可，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非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計可，全國人大代表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如果因為全國人大代表是現行犯而被拘留的，執行拘留的公安機關必須立即向全國人大會議主席團或者立即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
（6）言論免責權。憲法規定，全國人大代表在全國人大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
（7）享受適當補貼和物質上的便利的權利。
全國人大代表主要有以下義務：
（1） 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
（2） 與原選舉單位和民眾保持密切聯繫；
（3） 保守國家秘密；
（4） 在自己參加的生產、工作和社會活動中，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
（5） 受原選舉單位和民眾監督，原選舉單位有權罷免其所選出代表。
中國法制史
p731.733
（一）土地與賦役立法
1、均田令。唐朝建立初期，土地立法承襲了北魏以來的傳統，並在武德十年（624年）頒布均田令，將土地分為官田（又稱公田）與私田兩種，將荒地以及官田按社會等級分配。規定：丁男與十八歲以上中男受田一畝，其中，八十畝為“口分田”，二十畝為“永業田”；老男篤疾廢疾各給田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如單獨立戶者，加十畝。其中，“永業田”為個人所有，可以繼承，並允許在一定條件下買賣。“口分田”為國家所有，允許使用不準買賣契約無效，“地還本主，財沒不追”。即將土地歸還本主，地價沒收官司有，不再追究買主刑事責任業主身死後，國家收回“口分田”。唐朝土地立法並沒有觸動大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同時對新貴族官僚加以照顧。例如，親王授田，“一百頃”；正一品官，“六十頃”，以此遞減，授田給其下各級官僚。唐律雖有“占田過限”的規定，但並沒有認真抑制土地兼併現象，從而造成日後大量土地集中於貴族官僚之手，出現分期農民生活缺乏保障的社會問題。
2、租庸調法與兩稅法。唐朝初期為維護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對於授田農民征派三種賦稅，即租、庸、調。按照唐朝“租庸調法”規定：每丁每年向國家繳納粟二石，稱為租；每丁第年為政府服役二十天，若不能出役，每日折合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稱為庸；每丁第年根據本鄉所產繳納絹二丈，綿三兩，不能繳納絹者，繳納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為庸調。另外，國家臨時有事而加役，滿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至唐朝中期以後，伴隨均田制這一重要經濟措施的失效，租庸調也喪失了存在的基礎，從而為兩稅法所取代。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楊炎奏請改行兩稅法，其主要內容為：第一，中央依據財政支出定下總稅額，各地按照中央分配的數目向本地人戶徵收。第二，土著戶和客戶均編入現居州縣的戶籍，依據丁壯與財產（土地與雜資財）的多少定戶等。第三，兩稅分為夏秋兩次徵收，夏科於6月底（陰曆）納完，秋稅於11月底（陰曆）納完。第四，租庸調和一切雜稅、雜役全部取消，但丁額不廢。第五，兩稅法按戶等納錢，依田畝納粟。第六，商人無固定依據者，由所在州縣按收入的三十之一徵稅。為了維護土地立法與賦役制度，《唐律疏議》還規定：凡違期不納稅者，處以笞刑；里正和州縣官妄自脫漏增減者，以減少或增加稅役的多少，按枉法處斷，分別判處徒、流乃至加役流刑（死刑代用刑）。若農戶逃避稅役，脫漏戶口或虛報年齡，家長判處徒刑。即用法律的強制手段，保證唐朝稅役工作的正常運行。
（二）鹽茶酒專賣制度
1、鹽業專賣制度。
唐朝中期以後，為解決財用不足，改變了以往的放任態度，開始實行鹽業專賣制度。唐肅宗到德元年（756年）公布鹽業專賣制度並作命第五琦為諸州榷鹽鐵使掌管全國鹽業專賣事務，實行民產、官收、官運、官銷的制度。但因官儲多謀求地方與個人利益，所以效益不高，而百姓負擔卻有加重。至唐朝宗永泰二年（766）年，以戶部尚書領銜出任各道鹽鐵使的劉晏，進一點推動了鹽業專賣制度的改革。其法律規定：鹽業事務實行民產、官收、商運、商銷制度。唐朝把鹽業專賣的重點放在控制鹽業的生產上，並於全國產鹽地區設定四場、十監等部門，統管鹽業生產與統購。但同時也允許商人運輸與銷售鹽。凡商人批發官府場、監的“官鹽”，在向沿江河諸道交納通過稅“榷鹽稅”後，即可自由銷售各地。此外，唐朝還專門設定“常平鹽”，採用官運官銷的方法控制鹽價，防止偏遠地區的鹽商牟取暴利。唐朝為了禁止私鹽運銷，又設定了十三巡院，厲行緝私。凡發現私鹽銷售者資產沒收，並按犯罪情節給予處罰。鹽業專賣制度的推廣緩解了唐朝財政上的困難。正如《舊唐書•；食貨志》所說“天下之賦，鹽利居半”。
一、 立法概況
（一）《大札撒》
《大札撒》是蒙古遊牧社會時期健在的一部法律。它的內容包括有習慣、訓令、札撒等方面是大蒙古國領袖成吉思汗頒布的。成吉思汗曾命令諸宗王各領一部《大札撒收藏於金匱寶庫之中。每當新皇帝即位，或有較大征伐，或者諸王朝會共議國事時，即捧出《大札撒》照章辦理。太宗窩闊台即位後，曾重頒《大札撒》。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後，歷朝在大時，都要誦讀《大札撒》，它也作為王朝的傳統儀式被保留下來。
元朝滅亡以後，《大札撒》原文已佚失，其部分條文散見於中外各種典籍之中。從典籍的記載中可以窺見《大札撒》之一斑，例如“遺火而蓺草者，誅其家”：“相與淫奔者，誅其身”等，反映出蒙古民族的習慣、禁忌，以及維護遊牧經濟與社會秩序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