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反思
“全國那么大，發展不平衡，有的地區是‘西歐’水平，有的還停留在‘非洲’狀況。10億人民一個大綱，祖孫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國應該有多本教材，應該有很多種教育模式”
把上海高考的命題權從教育部拿過來，實現自主招生，這是我當(上海)教育局顧問時的“得意”之舉。
上世紀60年代上海的高考曾經戴過“王老五”的帽子，錄取線排在全國第五名(福建是全國高考狀元)，錄取線似乎總排在全國後面，壓力很大。其實，上海的情況跟人家的確有點不一樣。入學率不一樣，分數線就不一樣。我們是中等水平的學生能進大學，人家是高材生才能進大學。全國比的時候，不比百分比，只比錄取線，這不合理。人家500多分才能錄取，我們300多分就錄取了，現在100多分也可以上專科了。人家是分母大，分子小，我們是分母小，分子大，要比，得先“通分”，這是學過算術的人都知道的。
由於落了個“王老五”的外號，有人就不斷刺激大家去追逐高分。我很早就提出來：全國那么大，發展不平衡，有的地區是“西歐”水平，有的還停留在“非洲”狀況。10億人民一個大綱，祖孫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國應該有多本教材，應該有很多種教育模式。我提出，要多綱多本，即大綱有多種，教材有多種版本，允許地區與學校自己選擇。不少國家的教育部都沒有制訂統一的大綱，但高考一樣考，而且多數是學校自主招生，全國並沒有什麼錄取線的統一要求，而我們是越搞越死。大綱如果一放寬，學生可以學習各種知識，面就寬了。各地教育也可辦出地區特色，以適應不同的發展水平。我當時擔任全國課程教材審定委員會委員，就在會上提出了這樣的理念，但有人反對。有人說，正因為中國這么大，所以要有一個統一的東西。同一個問題，卻得出了兩個相反的結論。我堅持己見，認為正因為中國大，發展不平衡，不能搞劃一主義。後來大家把意見折中了一下，提出“一綱多本”，即教育部制訂統一大綱，在大綱指導下，可以編多種教材。
上海首先搞教材、課程改革。這涉及到一個問題：教材自己搞，高考還是全國命題，這個教材誰敢用？我就琢磨，要想辦法把高考權要過來。有了這個指揮棒，上海的很多改革就可以很主動了。
當時，我就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長談自己的想法：向教育部要高考權。分管副市長看了我幾秒鐘，大概在想，這傢伙三天兩頭出鬼點子，然後說：“這太難了，歷來沒有過這種事情，教育部也不會同意的。”我說：“你答應，我就去要，我自己去要！”我連續找了他幾次，後來他鬆口了：“你去要要看，教育部如果肯的話，我們就試試。”
我很高興，心裡想，我要的就是這句話。以後，我就一直留心著找機會。不久，教育部部長和分管高考的副部長到上海來視察，我就抓住這個機會，對分管副市長說：“這幾天部長在上海，我們去看他好嗎？”他說：“好啊，你和我一起去。”
我們來到他們下榻的延安飯店，向部長匯報上海教育的情況。後來，我抓住機會，把話題往中心引：“現在高考，全國只有一張卷子。高考命題，歷來都是眾口難調，每年都有人評頭論足。教育部何必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呢？何不把權放下來，你們在上面監督，搞得好就表揚，搞不好就批評，就非常主動。”他們看了我兩眼，說：“能行嗎？”我說：“中國一個省比西方的一些國家都大。一個省的教育局長還招不來幾個大學生？”他想了想說：“不行，要搞亂的。”我說：“你制定幾條原則，搞幾個統一的政策，題目叫下面搞，有什麼不好？”
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的，我慢慢跟他們磨。後來，部長說：“上海可以試試，其餘的地方不放。”我等的就是這句話，馬上接茬：“那好，我們上海自己搞。”我對一旁的副市長說：“市長，部長已經同意了。”副市長接著說：“教育部領導同意了，我們就試試吧。”
沒想到，部長回北京就變卦了。當時，我正在外地出差。等我回來，局裡的同志告訴我，他們都請示好幾回了，部長改變主意不同意了，“要不，你再去一次北京，最後再爭取一下。”我心裡嘀咕，真是好事多磨。
快到春節了，我也顧不上過年，與市教委辦的一個領導一起去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去找相關人員打聽。幸好我在部里呆過，朋友多，終於打聽到實情。原來是管高考的司長在部長面前講了很多負面的話。部長心裡本來不是十分同意，一聽他的話，於是就改變了主意。幸好，那個司長跟我也很熟，我就直接找他去了。一見面，我衝著他說：“××啊，你怎么反對我？”沒頭沒腦的一句話把他說愣了，“什麼事？我怎么會反對你呢？”“就是你搗蛋。”我一肚子意見，半真半假地發出來。
開過玩笑之後，我就講了這件事情。他說：“唉，高考這事不好弄，你就不要弄了。還是全國統一吧！”我態度堅決，說：“這事，我已經想好了。明天上午，我向部長匯報。你參加，但不許講話。部長什麼態度就什麼態度。這樣可以吧？”他覺得部長不會答應，就賣個人情說：“好，我不講。”第二天，我向部長匯報。匯報完了，部長抬頭看著他，希望他表態，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他。這是個關鍵時刻，空氣仿佛有點凝固。他坐在那裡，接受我們期待的目光，憋了老半天，最終沒有吭聲。部長看他不吭聲，就說：“這個事情本來是答應你們的，就是他不贊成。現在既然他不講話，那你就去搞吧。”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需要勇氣和智慧的，既不要被他堅硬的外表所迷惑，更要避開它鋒利的螯。
以後，那個司長到上海來的時候，我還跟他說起這件事，我笑著說：“真謝謝你啊，守信用，沒有講話。”他也回敬我：“我上你的當了。”
我把高考權拿了回來，為課程、教材的自主改革創造了前提條件。接下來就是要改革高考辦法，同時改革課程、教材。遺憾的是那時我離休了，接任的同志沒有改革高考制度的想法，也沒有聽取我關於改革高考制度的構想，僅僅是自己組織命題，而一切辦法照舊。我的想法是，上海學生少，國中畢業後分流，40%進中專、職校，60%的人進普通高中，畢業時只要會考及格，就可以上大學。不過，大學二年級時要再一次分流，一部分人上大學本科，一部分人上大專。大學實行寬進嚴出，改變“一試定終身”與“進大學難，出大學容易”的狀況。離休以後，自己的理想就很難實現了。對此，我至今還覺得十分遺憾。不過總算課程教材的改革工作在上海展開了，“多綱多本”的主張也在全國實行了，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另一件令我高興的事是現在全國高考自主命題的省市越來越多，改革大潮勢不可擋，建國後形成的一張試卷考遍天下蒼生的局面已被全面衝破，千呼萬喚的高考制度改革也將會在不久的將來實行。
“訂單式”教學：工作中需要什麼就教什麼
“‘工作中需要什麼就教什麼’的教學方法，是中僑學院通過一系列市場調研摸索出來的。潘日芳覺得，與其花錢請名校的教授來上課，還不如自己研發教材，教學生一些實用的技能。”
杉達學院的校長辦公室，與普通教室的內部裝飾大同小異。而中僑職業技術學院的校長辦公室，儼然是一個派頭十足的老闆辦公室。杉達的董事長很少親臨學校開會，而中僑每周一董事長參加的會議卻雷打不動。
作為一家由企業投資的民辦高職院校，中僑是與杉達完全不同的一種私立大學的代表。它於1993年由兩位教授創辦，但由於缺乏資金，被迫於2002年由一家大型企業致達集團接手管理。
這一年正值《民辦促進教育法》的頒布。政策上的推動，加上集團一下投入3億元巨資，學院很快就發展起來。但無論從學校性質上還是管理體制上來說，中僑學院走了一條與杉達截然不同的道路。
中僑學院的院長潘日芳，在來到中僑職業技術學院之前，曾是杉達學院的副院長和華東理工大學的信息院院長，因此潘院長對於三種辦學方式的異同，感觸最為深刻。
根據市場需求設定學科
民辦高校雖然發展速度驚人，但由於種種原因，始終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潘日芳就非常惋惜民辦高職的地位：“第一類當然是清華、北大，第二類是一類學校，第三類是二類學校，第四類是專科學校，到第五類才是高職學校。高職學校里還分為公辦和民辦，而民辦總是排在最最底層。”
“但實際上，高職類院校在國外的地位就不是這么低的。它只是另一種類型的學校。國外有些人上完大學，還會去讀高職。我們培養的是實用型的人才，工作中需要什麼技能，我們就教什麼樣的技能。”潘日芳說。
“工作中需要什麼就教什麼”的教學方法，是中僑學院通過一系列市場調研摸索出來的。潘日芳覺得，與其花錢請名校的教授來上課，還不如自己研發教材，教學生一些實用的技能。“那些教授，拿本科的教材來，在我們學生面前念一遍，學生哪裡學得進？”相反，中僑寧願從一些急需人才的企業里，找來一些有從教經驗的管理人員，給學生上課。這種“訂單式”的教學，不僅保證了就業，也給公司提供了所需的人才。潘日芳說：“市場上，這種需求是很多的。問題是，想要利用這個市場，我們需要花很大的力氣，逐一與工作單位協商。”
在這點上，潘日芳反而覺得私立學校比公立學校更有優勢。“我們和公立學校相比，也有我們的優勢。他們在管理上會受到各種限制，而我們就比較靈活。可以根據市場需求，來設定學科。”
校長董事需要磨合期
目前，包括致達集團旗下的企業在內，中僑學院已經與32家公司合作建設了實訓基地，28家企業簽訂了合作協定。學生就業率達到了97.8%。這樣的辦學方法，中僑學院還將繼續發展下去。對於這條路，潘日芳信心十足：“我們學院不會轉本科學校，我們就準備堅持把高職辦下去。”
“堅持把高職辦下去”的潘日芳，在來到中僑之初，也曾經飽受困擾。“一是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高職教育，需要研究新的教學方法，也要帶動教師轉變思想，另外就是與董事會的磨合也有困難。”
不同於杉達，中僑學院是切切實實的董事長領導、校長負責制。校長由董事會任免，董事長和校領導每周都要舉行例會商討學校大小事宜。也就是說，中僑學院的董事長，比起杉達董事會大方向性的管理，要細緻得多。這也正是中僑學院五年來的第四任院長潘日芳需要適應的一個新變化，不過好在經過了不到半年的磨合期，潘日芳就與董事會達成了默契。
除了國家近幾年的資助和學生學費外，中僑學院的資金幾乎完全來源於致達集團。“中僑學院只有致達一個投資方，而且致達對於公益辦學也是始終非常支持的。有很多學校都有三四個股東，那樣磨合起來就很難了。”潘日芳說。
篳路藍縷的私立大學
目前，我國私立大學之間，還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民辦本科(或專科)大學，二是民辦高等職業學校。全國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學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謂“哈佛路線”的民辦普通大學，更是少之又少
百年來，中國私立大學的沉浮都與國家政策休戚相關。在民國時期的鼓勵政策下，清末就已出現的近代私立大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甚至風頭蓋過了公立大學。據1937年的統計，私立高等學校數占全國高等學校數的51.6%。中國大學、朝陽大學、復旦大學、大同學院、武昌中華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等一大批有名的學校，也都是在這短短几十年內發展成熟起來的。
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私立學校與當時的政治經濟體制不適應，於是1952年開始，私立大學在院系調整中全部改為公立。這一狀態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以後，私立學校才又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起來。
當新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上海杉達學院”出現在上海金橋出口開發區時，幾乎所有人都抱著獵奇的心態聚焦在它身上。出於“少花國家的錢，多培養一些人才”的簡單想法，交大、北大、清華的8位教授，拿出自己的工資，在借來的校舍里開始貫徹自己的教育理念，當時就有美國報紙預測杉達將成為“中國的哈佛”。
縱觀西方各大知名的私立大學，也大都創辦於窘迫之中。哈佛誕生時只有9名學生、1位教師；而斯坦福則是從一個廢棄的飛機場，發展成為如今矽谷信息產業搖籃的。相比之下，杉達第一年就招收了150名學生，師資更是匯集了三所國內頂級名校的教授。如此看來，美國媒體的這一預測也並非盲目樂觀。
如今15年過去了，杉達已經擁有了1萬名在校生，目前也開始走出負債狀態，甚至每年都有3000萬元的穩定盈餘。但將視野放開到中國200多所私立大學，且不說它們向哈佛邁進了多少，真正能達到杉達水平的究竟又有多少？
其實，情況並不容樂觀。目前，我國私立大學之間，還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民辦本科(或專科)大學，二是民辦高等職業學校。全國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學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謂“哈佛路線”的民辦普通大學，更是少之又少。從上海來看，在總共15所民辦學校中，只有杉達學院和建橋學院2所屬於本科大學，其餘都是高職院校。
在優質學校少的同時，方興未艾的私立大學，不管是在名氣還是財力上也都處於劣勢。即使是民辦本科大學，在學生擇校和教師擇業時，也都被排在了公立高校的後面，一如上海中僑職業技術學院院長潘日芳所言“民辦高校總是排在最最底層”。
但除了受制於外界對民辦學校的熱情和認識以外，政策上的滯後也是制約私立大學發展的一個很大原因。杉達學院院長袁濟教授對此感觸頗深。由於政策不全面，現在社會上泛濫著太多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立高校，導致民辦高校作為一個整體魚龍混雜，質量也參差不齊。作為少數知識分子創辦的私立大學，杉達一直堅持著公益辦學的理念。但恰恰是這個堅持，給學院帶來了更大的生存壓力。袁濟說：“現在堅持非營利的只有兩所學校，杉達和黑龍江東方學院。”杉達占據了天時地利，在巨額捐助下，現在已經能靠學費自給自足了。但同樣在1992年創辦的黑龍江東方學院卻沒有如此順利。雖然在校生已達1萬人，但由於缺乏捐資人，又受到地方產業結構變化的影響，目前學校仍處在負債階段。
不過，畢竟私立大學才存在了15年的時間。無論是要摸索出私立學校自己的一套辦學方法，還是要培養社會對民辦學校的理性認識，抑或是要政府完善一部民辦教育法，都需要更長的時間。近兩年，國家出台了大量的優惠政策，來逐漸填補公立和私立大學之間的鴻溝。而現在，各所學校也都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特色，尋找打開市場的突破口。用袁濟教授的話來說，未來中國私立高校走向哈佛之路是“事在人為”的事。而中僑學院的潘日芳則更為樂觀：“只要再等5年，情況就會大不一樣。中國私立大學發展到西方的水平也是必然的趨勢。”
基於知識分子理想的新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
“我國目前像杉達學院這樣真正由教育方面專家創辦起來的學校很少，這並不是因為教育界自主辦學的熱情不夠。事實上，一些現在由企業接管的學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創辦的。但這些教授苦於有想法、沒資金，最終無法堅持下去。”
如果要說哪所私立學校最占據天時地利人和的話，上海杉達學院應該是當仁不讓的候選。1992年春天，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南下，浦東開發開放，有感於國家快速發展的前景，上海交大、北大和清華的8位教授，便帶著他們對辦學的獨到理念，在金橋出口加工區創辦了新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
“一般來講，知識分子容易被國家的一些非常遠見的事情所感動。在當時的背景下面，為了支持浦東開發開放，就有了這樣的想法。”杉達學院院長、創辦人之一袁濟回憶說：“當時為什麼想起來搞學校呢？因為很多教過我們的老師給了我們啟發。當時他們退休以後經濟上很困難，我們也覺得這么早就退休很可惜。而且我國人口這么多，如果受教育的很少，就是一個包袱，假如受教育的人多，就有可能變成一個資源。當時我們就想能不能不用或者少用國家的錢，來辦一所民辦大學。”
隨著杉達的建立，以及國家一些資金和招生方面的優惠條件出台，全國各地民辦高校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出現。教育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國共有275所民辦普通高校。
應該幫助知識分子創辦一些非營利的機構
作為新生事物的杉達學院，在創辦初期引起了所有人的矚目，但創業的艱辛，卻只有當事人自己最為清楚：辦學的所有經費，全靠幾位教授的積蓄，校舍是租的，器材是捐的，三個學校各包一個專業，於是就有了學校的雛形。
袁濟說：“當時我們要證明我們的想法，就是重視外語，配合上海的發展。這個想法我們堅持到了現在，我們的外語教學量，比一般學校要高出一倍。”正是這么堅定的想法，打動了包括中科院院士楊槱、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李儲文在內的各界有識之士，來組成學校的領導班子。最後也正是憑藉這些人的影響力，引來了大批的捐資和第一屆的150名學生。“1994年，有100萬美元進來；1996年又有100萬美元進來，1997年又進來大概500萬美元。加上其他的一些社會捐助，杉達歷史上總共接受了9000萬元人民幣的社會捐助。”袁濟說。
我國目前像杉達學院這樣真正由教育方面專家創辦起來的學校很少，這並不是因為教育界自主辦學的熱情不夠。事實上，一些現在由企業接管的學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創辦的。但這些教授苦於有想法、沒資金，最終無法堅持下去。從杉達的例子來看，學院目前為止所接受的捐資，大部分都來自香港的一些既有錢、又有教育熱情的有識之士。對此袁濟教授提出了他的建議：“國家應該設立一個基金，來幫助一些知識分子創辦一些非營利的機構，這樣才能幫助他們真正貫徹自己的教育思想。”
學生要提高，教師也必須提高
私立學校一般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董事會主要由投資企業的代表和校長組成。董事會是投資方、也向學校提取部分收益，因此自然會對校長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制約。“他們的校長是雇用的，他完全受老闆影響，它的董事會完全就是老闆的董事會，懂教育的人不多。”袁濟說。
和一般由企業投資的私立學校不同的是，杉達的資金大都來自於社會捐資和自身的學費。而且無論是捐資人還是創建人都抱著公益辦學的想法，不占有學校財產，因此杉達就省去了一個限制了許多民辦學校發展的麻煩——董事會的干預。去年，杉達已經走出了負債，並且開始產生每年3000萬元的盈餘。這些資金，一大部分就將用在學校的下一步“發展策略”中。
“《民辦促進法》雖然規定‘民辦學校教師師生享受公辦學校的同等地位’，但現在學生解決了，教師這塊還正待解決。一個法律從制定到實施，其中有一定的滯後性，而這個滯後性事實上給民辦學校帶來了困難。”
作為一所普通的二本大學，又沒有公辦學校的良好保障，想要與公立高校競爭生源和師資，對於像杉達這樣的私立大學實屬不易。“有些公立學校的工資甚至比我們低，但是老師寧願去公立學校，也不來私立學校。”因此杉達的下一個五年計畫就是培養自己的優秀教師，從英語教育出發，打造學校的品牌。
“一所學校學生要提高的話，教師也必須提高。因此下一個五年計畫裡面，我們準備送50到70個教師出國進修。已經有碩士學位的，就送去再修一個學位。我們要抓住機會，把某一個專業辦得更好，積聚一部分優秀教師，在英語特色的基礎上，再等待機會，特別加強一些適合上海發展需要的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