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高考語文大綱中首次註明可寫“常見體裁“文章，這意味著多年來被高考作文所排斥的詩歌、戲劇將不再是禁區。
若干年前，何其芳先生能入北大，皆因其新詩過人，後來老先生主持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時，錄取前文化部代部長賀敬之先生，同樣也是因其在延安途中寫的組詩《躍進》。“詩歌戲劇”文體在高考中的關門大吉，客觀地說，必定是“餓死”了不少人才。誰也不敢說高考一開禁詩歌戲劇了就一定給中國的詩歌戲劇打了強心針，但眼下而言，詩歌戲劇的門庭冷落、以及這種文化頹靡下的社會焦慮和心態失衡卻不能不記上“高考”的責任。正因為高考作文在整箇中國考試文化中的特殊氣味，它的功利主張和價值取向事實地引導並強化著大眾文化的心因和根基。
中國詩歌的沒落像濃妝艷抹的過氣明星，是遮也遮不住的不應景：記得90年代中期，詩歌刊物和現在大街上書報亭賣的風尚紙媒一樣火爆，彼時，隨便一個報亭就能買到《星星詩刊》、《詩歌報》，報紙的文學副刊每日都有詩歌出現，而當下的網路，你可以這樣去罵人：你是寫詩的吧！你們全家都是寫詩的吧！再說戲劇，不管懂不懂文藝批評的人，對於第n代中國電視電影藝術，誰都可以一針見血地說兩句——場面宏大，沒有靈魂。
我們行走在一個丟失了詩性和激情的框架年代：崇尚理性表達、崇尚引據訓詁、崇尚沿著當下的脈路條分縷析地行走--高考所拒絕的“詩歌戲劇”，或者其所極力推崇的“話題議論”，不正隱語著我們的文化生態嗎？可能我們都忘記了：漢語言文學的記憶恰恰是從詩歌起步的，或者說中國文化的原始記錄就是以詩歌的方式歌唱的。義大利錫德尼在《為詩一辯》里說：“在白日之下的一切作者中，詩人最不是說謊者。”龐德也說：“詩人是一個種族的觸覺。”我想起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陶東風在北京一媒體發表意見時說，詩歌是最強調個人天賦的文體，是最精英的藝術，而作為考核現代大眾化教育的高考來說，讓考生寫作詩歌並不合適。這個觀點很有代表性，但悖論又是很顯然的：所謂的作文，本身就是主觀的藝術，散文或者議論文，哪裡不是個人天賦的賽場呢？至於合適不合適，這個邏輯前提就偏頗了，“不限制詩歌戲劇”難道就等於“逼著大家都寫詩歌和戲劇”？“解禁”恐怕也更符合高考公正和公平的價值旨歸。
今天，是詩歌散文的“獨立日”，昨天，“網路語言”又被洪水猛獸視之。套用狄更斯的句式：這是一個大量考生表現出傑出創新才情和表達能力的時代，這又是一個大批語言文字專家高舉著應試教條禁錮表達自由的時代；這是一個在文體的開拓和語彙上豐富多元的時代，這又是一個害怕多元評價單一的時代。
說到底，是我們在以成年人的文藝觀考評著孩子們的文學天分：成年人有閱歷而不用“摘抄”，成年人有故事而不用“杜撰”，他們掙錢而沒時間把心情兌換成“朦朧詩”，他們忙碌而沒時間將感情編排成“荒誕劇”。他們是平靜敘述的，是高屋建瓴的，但他們再也找不到童話的快慰、詩歌的激情、戲劇的大美。關於高考文體的爭論，他們早就忘記了：魯迅之前似乎鮮有雜文，那么雜文就是異類；卡夫卡之前的小說只寫人，那么《變形記》就是怪物；比照西方歌劇，中國的《白毛女》是非驢非馬的；參考古典戲劇“三一律”，《等待戈多》就是“四不像”的……
我想起西歐14到16世紀以義大利為中心的文藝復興，自然科學、文學、建築等都在這場“文藝”搖旗吶喊的舞台上經歷了一次非比尋常的、震撼人心的激情演出。我們今日詩歌戲劇的“高考復興”，哪怕是能讓我們知曉什麼叫“詩意的棲居”什麼叫“戲劇地生活”，那必將是一件功不可沒的大事——其深遠意義，遠在“高考作文”和“詩歌戲劇”兩個命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