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考問題再一次被提到了全國熱炒的高度上來。
一年當中聯考到底應該有幾次？從表面上看，這是個聯考制度設計問題。原則上說，聯考應該本著追求社會公平最大化的目標，讓所有參加聯考的人具有公平的考試機會。
現在的聯考對於在中國大陸的所有年輕人來說，都具有歷史性和決定性的影響，聯考表現的差異，直接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未來生活路徑。太多的一考定終身的事例讓我們觸目驚心，也因此衍生出來無數的悲劇，甚至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
由是，聯考的次數與聯考的重要性密切相關。如果聯考對於一個人餘下的全部生活質量有著異乎尋常的作用的話，那么就應該把由於如此重要的考試中所可能存在的各式各樣的偶然事件的影響最小化，也就是說，參加考試者應該表現出各自的真實水平，而不受考試時期包括氣候、身體、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干擾，至少應該將這種考試的影響因素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如此，增加年度聯考次數，會使得參加聯考者表現的偶然性下降，提高聯考的公平性。同時，對於那些因為表現欠佳而失手的考生來說，縮短了考試的間隔，節約了包括時間、精力、家庭、社會等各方面為其考試的準備所必須的支出。至少，對於這類考試而言，節約了生命資源。為此，社會付出的成本將會是作為中國最重要考試的公平性的提升，和生命時光的無端消耗，以及家破人亡悲劇的減少。
那種認為增加聯考次數社會成本的說法，表面上看是為了節省社會為聯考所付出的代價，但卻沒有看到聯考所造成的各種慘劇的社會後果；而且，社會為聯考付出代價本身，也存在著華而不實的成分，原本一個很普通的大學入學考試，被全社會哄抬到了如此隆重而驚險的位置，憑空製造出來聯考的盛世景象來為聯考經濟添油加醋，更讓置身其中的考生如履薄冰。
從採訪到的各方面反映看，增加聯考次數也是理所當然的。其中認為由於聯考當中存在舞弊行為而反對增加考試次數的觀點，本身就是詞不達意。聯考當中是否存在舞弊，與聯考次數無關，而是聯考制度本身的缺陷，這種制度缺陷並不會因為聯考次數的變化而呈現相關性的改變。只要中國社會全民腐敗的狀況得不到根除，不管是聯考還是其他什麼領域，舞弊腐敗徇私枉法的行為就必然無處不在。
在這個層面上，看起來增加年度聯考次數未可厚非，或者是天經地義的。
日本長岡技術科學大學校長川上正光在其《科學與獨創》一書中認為，“一國之興亡、盛衰，確實與國民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是相關的。”“為了我國的繁榮、存續、內政、外交和整個學術領域，具有獨創性與預見性是極為重要的。”“大學的最大使命是創造出學問、技術，要培養出具有創造力的人。”
戰後日本的迅速復興和崛起，與其舉國上下齊心協力大興教育、甚至到了餓著肚子也要辦好教育的全民選擇密不可分。
日本近視眼罹患者在人口中占比全世界第一，中國榮幸地位居次席。鄧小平以後的中國一把手，近視眼就成為中國特色的風景。在中國的大學生當中，近視眼占比高達80％，大大超過了日本的比例。那么這是不是說，中國的高等教育也忙不迭地趕超日本而成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呢？
《南方人物周刊》載文，“丘成桐：北京大學引進的海外人才大部分是假的”。文章引用丘成桐的直言不諱來開宗明義：
●中國很多高校唯利是圖，就是看錢，看經費，真的研究成果從來不在乎。
●用金錢名利來引誘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覺得羞恥。
●在中國還有一個現象是，先當校長再當院士，而不是先當院士再當校長。
●要公平，全世界都在這么做，但中國不願意做。不做，因為不願損害既得利益。
●說北京大學40%的引進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國調查一下，我擔保大部分是假的。反正不是他的錢，是國家的錢。
在其他場合，北大花費了吃奶力氣引進的數學大師丘成桐也口無遮攔：“中國高校的學術風氣已經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時候，否則中國科技的發展將至少退後20年。許多老師只懂得討論第三流的問題，學生不會鑽研出第一流的學問。以目前中國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養出一流的人才。”丘成桐對中國大學教育存有不同看法，他批評一些名牌大學惟利是圖，一心想賺錢，有些教授的素質也沒有保證，大學裡的派系關係，窒礙了學術界的自由發展。他認為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門喜歡用“文革”和“畝產萬斤”的形式作為工作成績向上匯報，卻完全不考慮教育的真正使命。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對中國的高等教育進行指責，中國的高等院校們憑藉質量越來越差、但價格卻越來越高的生產，用流水線般地製造出一批批的假冒偽劣品種。一個改革開放，把至少在毛澤東時代還擁有的德智體全面發展，弄到了缺德無品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德”、“體”徹底完蛋，而智力上根本達不到用人單位基本需求因而無法在市場上適銷對路的窘境，造就了張開血盆大口侵吞國民財富卻豢養越來越多的丘成桐所謂“不覺得羞恥”的貨色、把原本好端端的學生弄成對於現代社會而言的殘次品甚至人格品質邊緣化的人類垃圾。
如此情狀之下，進入中國大陸大學所必需的聯考的次數增加與否，也就顯得無足輕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