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警方將開展文明舉止活動，昨日社論提出，有沒有冷言冷語，讓警察負責舉證。筆者認同這種觀點，也想從舉證制度入手補充一點意見。
眾所周知，在行政訴訟中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由行政機關依法承擔舉證責任，這主要是為了督促其必須依據事實和法律做出具體行政行為；而在某些非訴訟行政事務處理過程中，如處理民眾投訴方面，近來也有一些部門援引此類做法，確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終歸說來，對非訴領域內的舉證倒置作用不必過於拔高。
機關行風建設的最終目的，顯然是為了切實推動公務員素質的全面建設，而不僅僅限於某幾次投訴處理的勝敗。從實踐中看，在查究“不文明用語舉止”方面，通常不會包含太多的“技術性”或複雜性，尤其是視窗服務領域，某位公務人員的接待表現如何，常常具有一定的公開性，是在場民眾“有目共睹”的。假如一位公民投訴某公務員時，有些事還查不太清楚，而當有多人投訴或者經常性被投訴時，該公務員的一味辯解是否就已然顯得有點蒼白呢？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檢驗公務員誠實品質的一塊“試金石”。另一方面，如果僅僅是為了達到“自證清白”的目的而採取諸如安裝攝像頭、配發錄音筆等措施，是否真正符合執法資源利用的效能原則和節約原則，似乎也值得商榷。
筆者認為，目前公共行政領域比較缺乏或者亟需提升的一種職業倫理品質，是容忍意識。對於表達能力較差，以及帶有某種急躁情緒的民眾或當事人，公務員應當儘量做到寬宏忍讓，耐心傾聽民眾意見並予以有效解決，而不能“以躁對躁”甚至表現出厭惡推諉情緒，這種適度容忍品格實際上也是公務員素質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