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入世工作組報告書》中，“242條款”有這樣一些描述：“如一wto成員認為《紡織品與服裝協定》所涵蓋的原產於中國的紡織品和服裝產品自《wto協定》生效之日起，由於市場擾亂，威脅阻礙這些產品貿易的有序發展，則該成員可請求與中國進行磋商，以期減輕或避免此市場擾亂。”“在收到磋商請求後，中國同意將對這些磋商所涉及的提出磋商請求成員的一個或多個類別的紡織品或紡織製成品的裝運貨物，控制在不超過提出磋商請求的當月前的最近14個月中前12個月進入該成員數量的7.5％(羊毛產品類別為6％)的水平。”“如在90天磋商期內，未能達成雙方滿意的解決辦法，則磋商將繼續進行，提出磋商請求的成員可繼續根據(c)項對磋商涉及的一個或多個類別的紡織品或紡織製成品實行限制。”對於這些文字，一般解釋涉及到請求磋商的條件和目的，中國採取的主動限制，以及wto成員的數量限制。字裡行間自然引出一個問題：紡織品數量限制是否可以新設？無論是否可以，有些什麼樣的理由作為支撐？正確地理解和回答這個課題，對於我們妥善處理與美國以及其他wto成員有關紡織品設限的爭議，顯然是有益的。為此，我們需要回顧一則wto案例，看看專家組對於atc有關這個問題的規定是如何作出解釋的。這個案例就是印度訴土耳其影響紡織品進口措施案。
印度訴土耳其影響紡織品進口措施案概述
在wto成立後，由於進口數量激增，土耳其對來自印度的紡織品和服裝實施了數量限制措施。在要求加入香港與土耳其之間的磋商之後，印度於1996年3月21日正式向土耳其提出磋商請求，聲稱土耳其的數量限制措施與gatt第11條、第13條以及《紡織品與服裝協定》（本文簡稱atc）第2條不符。在磋商沒有結果的情況下，印度於1998年2月2日向wto爭端解決機構提出設立專家組的申請。之後，泰國、香港、菲律賓和美國保留作為第三方的權利。經過審理，專家組認定土耳其的特保措施與gatt1994第11條、第13條不符，因而也與atc第2條第4款不符。在抗訴程式中，抗訴機構維持了專家組的上述結論，但作了部分修正。dsb於1999年11月19日通過了抗訴機構的報告和經過修正的專家組報告。
允許保留的atc管理框架下的紡織品數量限制
對進口紡織品以及服裝進行數量限制，來自於《多種纖維協定》（mfa）。在mfa時代允許的數量限制，到了wto時代怎么辦？wto成員經過談判確認的原則是應當逐步取消，並將數量限制措施統一在atc框架之下，規定了取消這種數量限制的長達10年的過渡期。
專家組認為，在atc協定的框架中，第2條是其核心，包括了兩項對過渡程式的要求。atc第2條第1款要求所有以前mfa或類似規則項下的數量限制，應當同時通知紡織品監督機構（tmb）。作為gatt第11條和第13條對歧視性數量限制的一般禁止的例外，atc允許一些還存在著mfa下措施的成員和wto生效後60天內通知tmb的成員可以保留最長達10年但必須逐步取消的特保措施。
根據第2條第1款所作出通知的限制措施名單，限定了以前mfa體制下實行數量限制的起始點。專家組認為，上述60天的通知期限，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實體上，都是強制性的。wto生效後，加拿大、歐共體、挪威和美國及時通知了tmb。所以，只有這4個成員有權去維持源自mfa的數量限制。在缺乏atc例外或gatt正當性的情況下，wto成員在60天后採取的任何新的數量限制措施都不能從第2條第1款規定的例外中受益。
wto成員採取的紡織品數量限制措施不得新設
專家組在討論中引用了atc第2條第4款，指出：除atc或gatt相關規定之外，任何產品或者成員都不得採取新的限制之規定；而且，wto生效後60天內沒有通知的特保措施應當迅即終止。
因為，在考慮該款對新限制措施的禁止性規定的時候，必須兼顧該款前一句的規定，那就是依據第1款通知的限制，構成了有關成員在wto生效前使用的該限制措施的全部。這一點，恰恰表明wto成員達成atc協定的目的在於從1995年1月1日起逐漸減少atc所允許的限制措施的使用。惟其如此，專家組認為，任何現有的限制可以提高而不構成新措施的法律幻想都會使atc降低限制措施範圍的目標得以落空。因此，除了依據atc第2條第4款提到的例外和正當性的可能性以外，wto成員對於據第1款通知的與atc一致的數量限制的任何提高，構成了“新”的措施。於是，專家組得出結論：土耳其採取的紡織品數量限制的措施，表面上看來是“新”的，因而違背了atc的規定。
對於紡織品數量限制是不可以新設的措施這一點，也得到了抗訴機構的確認。為此，抗訴機構責成土耳其糾正其對印度紡織品和服裝所採取的“新”的特保措施。
本案的意義
儘管本案討論的更多的是土耳其是否屬於歐共體的關稅同盟成員等方面的法律問題，但我們可以看到本案專家組對於atc下對紡織品與服裝是否可以設限的基本態度。基於atc本身就有不允許新設數量限制措施以及它的例外的規定，專家組作出了明確而又完整的法律闡述。
atc的規定以及本案專家組的意見對於如今美國對中國產紡織品進口設限的糾葛有什麼意義呢？筆者認為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可以借鑑：
首先，atc有規定，法律層面上不允許新設數量限制是十分明確的；專家組有結論，實踐層面上紡織品數量限制不得新設同樣也是明確的。
其次，有原則自然亦會有例外。但是，誠如本案專家組所強調的，對於例外，必須從嚴掌握，只有在符合wto相關例外規定的特殊情況下才可以適用，而不能隨意擴展。
再次，對於242條款的理解，不應當脫離入世談判的背景，但同時也不能脫離atc的基本框架，而且應當尊重dsu同類案件經通過的專家組報告以及抗訴機構報告對於atc條款如何理解的結論性意見。
再者，242條款到底是開了一個數量限制措施可以新設的口子或者說形成新的例外，還是什麼，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最後，中國和歐盟經過磋商，在達成克制使用數量限制的諒解之後最近又形成積壓紡織品處理的共識，使得242條款在實踐層面上獲得了一個新的詮釋。中歐紡織品問題能夠解決，並不當然意味著中美紡織品糾葛的自然解決。經過了四輪磋商而沒有達成協定這樣一個情況足以說明問題。然而，我們是不是可以坐下來，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探討當今貿易及其貿易環境、貿易壁壘，好好地思考一下，究竟有什麼樣的問題包括法律理解上的問題,例如美國採取的數量限制措施是不是一種新設的特保措施？這些都值得我們反思或者需要我們注意，以便研究下一步的計畫和措施，看看如何解決雙方之間的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