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恢復了法學教育。討論中國的法學教育，這個背景具有重要參照意義。
當時，由於沒有足夠的法律作為法學教育內容的依託，也缺乏具有豐富法律實踐經驗的教員，所以，我國最初的高等法學教育主要是以相關的普適性的法學原理而非中國的法律為內容，教員講授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有關法律與國家的基本理論。即使1979年國家制定了《刑法》、《刑事訴訟法》等法律後，這種以原理為主的教育狀況依然沒有根本改變。在這個背景下，我國的法學教育總體上比較強調培養學生的政治、道德素養以及對基本概念、基本知識和基本原理的掌握，也即通常說的三基教育。顯然，這種教育模式與我國的成文法體制也是相容的，進而成為我國法學教育的基本形式。
這種形式不同於以英美國家為代表的職業法律教育。英美國家作為判例法國家，法律教育具有明顯的職業教育特點。儘管在美國19世紀中期以後，學徒制的法律職業教育已經式微，但是，法學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法律職業人員，這是始終沒有改變的。因此，從哈佛大學法學院開創的風靡美國的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案例教學法，到後來的診所法律教育，都與法律職業人員的實踐能力培養有關。這種教育形式的顯著特點是緊密圍繞本國法律實踐開展教育，使學生在學習期間獲得從業所必需的法律知識與技巧。
目前我國法學教育面臨的突出矛盾之一，就在於傳統的素質教育與近年來開展的職業教育之間的衝突。就前者來說，我國法學教育體制建立於上世紀70年代末，教員中的主體是在這個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學者，無論是經驗背景還是知識儲備，都比較適應素質教育的需要；就後者來說，一方面是國家法治建設的人才需求，畢竟我國法律越來越多，社會需要熟知各種法律具體規定的人才，另一方面則是司法考試制度的建立。司法考試是為法律職業選拔人才，考試科目和考試內容、題型都愈發強調答案的確定性。兩者結合，導致了一個對傳統法學教育的職業化衝擊。再加上教師中有相當部分人員從事兼職律師的工作，從而形成了一種通過分析具體案件講授具體法律，傳授訴訟技巧的教學風格，客觀上從法學教育體制內部對法學教育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戰。
我國的法學教育需要改革。原因在於：第一，我國已經基本結束了無法可依的狀態，憑藉社會主義法律意識處理案件的歷史時期已經過去。以往幾十年的法學教育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第二，隨著大量法律的制定，社會對法律人才提出了更多的專業化要求，例如房地產、金融、稅務、公司兼併與轉制、刑事、婚姻等，都需要相關的專業法律人才；第三，司法改革導致司法制度的正規化，依法行政導致執法領域的程式化與正式化，訴訟與行政程式的作用越來越大，進而引起對法律運用技巧和表達能力的更高要求。這些變化，是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生產力的發展最終一定要通過分工的細化來體現。法律職業在中國的出現正是以社會對專業法律人才的需求為基礎的。因此，要求法學教育更加強調傳授法律的專業知識和技巧，開設更多的能夠面對實際問題的課程，提高學習者的動手能力，是法治建設的一個重要結果。
當然，法學教育的改革不是一個簡單增加實務類課程的問題，更不能簡單地否定歷史經驗。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學教育體制中，都不可能把所有的法律作為自己的教學內容。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同樣不能以此為目標，而是必須也只能立足於三基教育。所不同的是，這個三基，需要與中國自己的法律實踐緊密聯繫。事實上，大學的法學教育過去不是，今後也不會是僅僅培養律師、法官和檢察官的，所以，基本原理始終需要處於重要的位置。傳統法學教育的不足並不在於以素質教育為中心，而在於沒有把學生法律素質的培養作為核心任務。法律以正義為基本價值，法學教育必須強調這個基本原則。但是，法律學生追求正義的能力，不是來自於空洞的說教，而是來自於自己職業的素養，即需要體現在他運用法律，分析、解決、處理各種類型的與具體生活經驗相關的法律問題的實際能力中。
由此可見，解決法學教育中的矛盾，需要將傳統的素質教育與職業教育結合起來而不是加劇它們的對立。這就需要我們重視法律方法的培養。法學教育重在傳授法律的方法，即運用法律的語言、概念、技術和制度去分析、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也是法學教育能夠作為高等教育內容的原因所在。以法律方法的學習為中心，可以將法律的原理與法律的知識、技術相結合，將法律素質教育融於職業技能的提高過程之中。當學習者懂得並善於運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利、自由和尊嚴的時候，他們就不那么容易被奴役，而且，中國的民主法治建設就有了更堅實的基礎。所以，法學教育的改革，在我國，就是要把法學教育與法律實踐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使法學的課程與生活中的法律、案件、法律事件相結合，幫助學習者了解、熟悉、掌握法律的方法，使法律學生能夠成為一個具有法律職業精神和素養的充滿生活智慧的法律人。